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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张蕴岭:《关于国际区域治理的思考 》系列文章

2022-07-22 18:41:53 编辑:双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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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世界的本位和基础,国际区域介于国家与世界之间,尽管不具有独立的法权地位,但有事实上的存在、认同上的定位和治理上的职能。显然,国际区域是世界构成结构的一个独立层次,这样,国际区域也就有了自己的本位。

”

(一)

对于国际区域,由我主编、即将出版的《国际区域学概论》给予这样的定位:世界是一个整体,在结构上分为三个层次:国家—区域—世界。国家是世界的本位和基础,国际区域介于国家与世界之间,尽管不具有独立的法权地位,但有事实上的存在、认同上的定位和治理上的职能。显然,国际区域是世界构成结构的一个独立层次,这样,国际区域也就有了自己的本位。

在国家层次,有国家治理;在世界层次,有全球治理;在国际区域层次,则有国际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基于本国的范畴,全球治理面向世界问题,国际区域治理则主要是针对区域性问题。这里之所以用“主要”二字,意味着还有超区域的问题,有些与全球问题有关,有些是跨区域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国际区域治理被置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就超国家的国际治理而言,这种分类也有道理。但国际区域治理无论在范畴上、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与全球治理有所不同。

国际区域治理是解决单一国家不能解决的超国家、跨国家的区域问题。由于它涉及区域内多个国家的利益,因此,进行国际区域治理会涉及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际区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对本国事务具有排他性的治权。现代民族国家本位制度由欧洲创建,逐步获得各国的承认和遵守,二战后通过联合国宪章作为普世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得到确认。

超国家的国际区域治理合法性(legitimacy)如何得到确认呢?其实,联合国宪章(第8章51条)对于国际区域的治权给予了确认,明确赋予区域在维护和平安全上的合法职能,国家间可以在合作的基础上行使集体自卫权,成立区域组织,以及为此进行区域性干预。在经济领域,世贸组织(GATT/WTO)赋予区域经济组织成立的合法性,为其制定了规约,即与多边原则一致,不能在开放上倒退,必须保持高水平的开放安排。但区域治理的范畴远远超出安全领域,也超出GATT/WTO赋予的经济区域性安排。

总体而言,区域治理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相关国家的认同和授权。区域治理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超越国家治理的范畴,对区域共域性问题进行治理,二是渗透到国家治理内部,进行一定的“干预”(或称之为“参与”)。对于区域共域性问题的治理,可称为国家治理权的延伸,后者可称为国家治理权的让渡。这两个方面的区域治理权来自各国的接受与认可(通过协议),或者得到国家的法律授权(经过国内法律程序批准)。也有认为,区域治理的合法性被认为是由传统国家主权(sovereignty)向次级主权(secondary sovereignty)的合法转移。正是这种转移形成了区域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并推动治理体系构建,形成具有独立特征的国际区域治理体系。

据研究,治理(governance)一词本来是用于国家治权的改革,由政府独揽到政府与非政府团体共同参与的转变。根据这样的定义,参与区域治理的角色,有政府公权力部门,也有非政府组织团体。在国家治理概念中,非政府团体的参与是构成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按照这样的界定,国际区域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团体的参与也具有合法性定位,它们要么是作为独立团体的直接参与者,要么是作为政府合作机制中的合作参与者,或者组成区域性的合作机制参与。不过,非政府组织构成非常复杂,有些并不具备参与治理的资格和能力,如何确认参与区域治理的资格,并被赋予合法性的地位,这方面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就国际区域治理的功能而言,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一国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合作创建区域性潜能。这两个方面涉及传统国家主权的转移和衍生。因此,国际区域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各国对涉及治理的领域、方式与获益给予认同和授权,比如,对于区域治理“次级主权”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的界定;对于超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界线的界定,特别是对于“干涉”原则与内容的认定;对于区域性公共产品(public good)提供方式和共享利益(shared interest)分配的界定;对于导致区域公共利益损害的行为、后果(如污染排放、资源破坏性开发)责任与区域治理行动的认定,以及对于涉及民族、宗教、人员流动、社会舆论治理的认定,等等。上述这些,一方面需要在区域定位的层次上加以确认,另一方面需要在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当然,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也是国际区域治理学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

笔者近期正在主持撰写一本《国际区域治理概论》,这是继《国际区域学概论》之后的第二本有关区域国别学的理论研究著作。国际区域治理研究,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治理什么、为何治理、如何治理,以及如何受益。

作为研究,首先需要对国际区域治理本身给出明确定位,这样才可以对其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所谓定位,就是为国际区域治理划定一个边界,即定义范畴。国际区域治理具有独立的属性,与基于国家本位的国家治理有联系也有不同,与基于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有联系也有不同。就治理而言,大体有两类:一是问题性治理,通过治理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二是创造性治理,通过治理开发潜能,创建新利益。

作为独立属性,国际区域治理的定义范畴主要有三个:其一,超越国家范畴的区域共属性问题,或者称之为公共领域;其二,相关国家以合作的方式参与,这里既包括合作治理机制下的共同参与和行动,也包括依据合作议程进行的单独行动;其三,治理成果属于公共产品,为参与各方所共享,不能为单个或几个国家独有。

治理的公共领域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跨境性的自然领域,涉及山川、河流、海域、资源、天气、自然灾害,等等。一方面山川、河流、海域有着国家归属性,但是其存在与影响亦具有跨境性,往往链接区域多个国家,涉及诸多共同利益。二是对区域具有综合影响的问题,如战争、恐怖行为、地震灾害、重大事故、交易规则、信息安全,等等,尽管它们大多发生在一个国家,但是其影响具有扩延性,危及多方利益。三是对各方具有共同利益的区域潜能。所谓区域潜能,是指只有在区域层次才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成立区域组织或合作机制,创建区域市场、制定区域规则等。

当然,国际区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还会与其他区域直接相连,因此,在很多方面,公共领域往往具有很强的跨区域性。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进行区域性分割的,因此,在很多时候,区域公共领域的问题往往又是全球性问题的区域性表现。

现代国际区域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共同参与、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参与者以政府为主体,也有社会组织、企业与个人,治理是基于共识、规则和行动进行的。这与单个国家、单个组织和个人的单独行为不同。国际区域治理是一个体系,它不是一项行动,而是一个不间断的进程。

成立区域组织是开展国际区域治理的最有效形式。由于区域组织被参与国家赋予行使治理的职能,因此,可以对区域治理进行规划、实施和监督,可以使得治理常态化、有秩序和见效果。在区域组织功能弱的情况下,区域治理更多是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来进行的。基于协议的治理也被称之为功能性治理,也就是说,是针对不同的领域和问题,根据需要和可行性开展专项合作治理。专项合作治理针对性强,目标明确,效果明显,不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高度的政治认同。在研究中,往往把区域制度构建称之为区域主义,把区域功能性构建称之为区域合作。二者都认同区域利益,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

鉴于现代国际区域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多角色参与,非政府实体的参与是在统筹规划与行动议程下进行的,参与治理各方要么是按照分工承担治理责任,要么是通过合同承担治理议程的项目。当然,在有的情况下,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根据自定的议程开展治理活动,比如在区域环境治理领域,非政府环保组织往往非常活跃,所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显著。它们的许多行动并不在政府间合作治理的议程之内,对于这样的行为和所取得的成效,也应给予支持。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政府间合作治理的有效补充,可以通过加强协调,把其行动纳入综合治理议程,或者对其成果加以利用。在现实中,多角色相向而行的治理参与和行动,有利于国际区域治理体系更完善和有效。

国际区域治理的领域既然是公共领域,涉及共同利益,又由区域成员共同参与和投入,因此所获的成果自然成为公共产品,为大家共享。国际区域治理成果的共享性,也即各方都可以从中受益,是保证区域治理进程可持续的基础和保障。当然,即便国际区域治理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也还是需要对成果共享的受益均衡问题给予重视。这里,均衡的要义是公平与合理,而不是均等。再则,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出现付出与收益的不对称,甚至个别付出会暂时大于收益,对此,则需要有国际区域治理的综合利益观。

(三)

国际区域治理是一种常态,是一个基于区域各国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的议程。同时,国际区域治理涉及多个国家、诸多领域,仅仅靠国家间的双边或诸边合作是难以实现常态化有效治理的,因此,需要建立常设性的治理机制和制定可持续的议程。

建立国际区域组织是开展有效区域治理的最基本方式。国际区域组织是相关国家通过合作在区域层次上成立的机构。现代国际区域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其一,在国家自愿、平等参与的前提下合作构建;其二,具有运行和行使职能的组织架构;其三,赋予超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治理功能。自愿和平等参与是一个前提,因此,区域组织的构建往往由几个国家发起,逐步扩大,逐步完善。区域组织的基本组织架构,包括领导决策机制,大多以理事会、领导人会议(峰会)的形式体现,由参与国的领导人组成。为了常态化运行和行使职能,需要成立秘书处或者功能更为完备的职能机构。同时,为了保障区域组织的运行,需要有可靠与可持续的资金保障,可以通过设立公共财政,也可以建立专项基金等。

区域组织的合法性在于参与国家的授权与认可,有些通过区域组织条约或章程的方式加以规定,有些则通过合作协议给予确认。区域组织发挥效能的方式不同,有的通过组织自身机构行使职能,有的主要靠凝聚共识,通过成员国行使。共同的特征是面向那些单个国家治理不能解决的共同性问题。

现代区域组织之所以得到很大的发展,正是因为能为各国所接受,并且能为各国带来利益。从本质上说,国际区域治理不是国家治理权力的让渡或削减,而是国家治理权力的延伸或增加,各方都能够从参与区域治理合作中获得增加的权益和利益。

政府间合作组织是国际区域组织的主要形式,而国际区域组织的组成和运行形式是多样的。就组成与运行方式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实体性组织,具有独立的超国家治理职能的区域组织。不过,这类区域组织,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运行形式和治理效果,都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欧盟,设有从决策、管理、到立法、议会等完备的组织架构,在治理上,行使诸多领域的区域性承载职能。在组织架构上与欧盟类似的是非盟,尽管其治理功能远不如欧盟,但在机构设置方面还是比较完备的,包括首脑会议、执行理事会、非盟委员会、泛非议会、非洲法院、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按照规划,未来还要在非洲实现自贸区、统一货币,以及建立联合防御力量。而东盟实质上是一个具有区域治理职能的协作性区域组织,尽管有从领导人会议到部长会议、高管会议的协作机制,但没有行使治理的职能机构,秘书处规模也很小,落实区域治理议程主要靠成员国行动,即便建立东盟共同体,也没有增设组织内职能机构的打算,还是要保持东盟的协会特征。其二,非实体性组织,具有组织、协调和讨论地区事务的功能。这类组织具备许多区域治理的功能,涉及诸多领域,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态保护等。像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主要功能是通过召开领导人和高管会议,就和平与发展问题达成共识,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其本身并不具备实施治理的功能。类似的还有跨区域的亚欧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东盟地区论坛,等等。其三,功能性机构或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机构,如地区金融机构,像地区性开发银行、亚投行等,为地区发展融资;另一类是功能性构建,如自贸区,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开放合作的主要形式,具有常设性合作机制,还有的像清迈倡议,是金融货币合作机制。

当然,也有非政府的区域性组织,大多以国别组织为基础,以非实体的形式构建区域合作框架,开展民间区域治理活动,主要涉及环境、社会、人文领域,有的则以灵活的形式参与官方构建的区域组织的活动。

区域组织行使治理权也会遇到诸多挑战,比如,国别与区域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分工与协调,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内部问题的时候,区域治理的干预可能会触及国家内部的利益,进而产生矛盾。在区域组织职能比较弱的地区,区域治理往往遇到很大的困难。还有,在区域治理与国别之间,也存在国别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合作治理涉及多个国家,有的国家往往会持等待、推诿或者观望的态度。

(四)

在国际区域治理中,经济治理是重点领域,也是成效最为突出的领域。为什么需要经济的区域治理?最基本的原因是为了克服国家边界限制,以国家间合作的方式开拓更大的经济运行空间,推动要素资源在区域内流动,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规模效益,从而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区域市场能够获得更大的受益?最著名的理论是区域市场可以产生贸易转向与贸易创造。简单的解释就是:由于区域市场内取消了国家间的关税,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商品变得便宜,于是原来从区域外进口的商品就转到区域内来进行,这样,就增加了区域内贸易。同时,由于贸易增加、经济发展、收益提高,又增加了购买力,因此也会增加贸易的总量,包括增加从区域外的进口。这个理论开始主要是为建立在内部消除关税的关税同盟提供支持,后来被广泛用于所有推动区域市场创建的实践,特别是自贸区(FTA)的构建。同时,该理论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证明区域市场可以产生动态效应,即可以带来不断增加的综合收益。

初级的区域市场构建是建立关税同盟,再进一步是建立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再进一步是建立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共同体具有统合经济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功能。在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联盟(union),它具备更高层次的区域治理,像欧盟,即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实现了很高水平的区域经济治理。当然,并非所有的地区都会走这样的道路。

如今,区域经济市场构建最为流行的是自贸区(FTA、CEP),特别是新型自贸区构建,它由以削减关税为主要内容转向综合安排。新型自贸区之所以成为区域经济治理的主要形式,在于其适应新发展的需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分工深化,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网络链把各国经济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经济的区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在此情况下,统合国别政策法规、制定新的共同遵守的规则、让经济交流活动依规而行,成为区域经济治理的最重要任务。

在通过自贸区构建深化区域经济治理上,把标准、规则的制定作为重点,是一个重要的发展。1992年签署的北美自贸协定开始涉及诸多非关税领域的规则,而日本和新加坡于2002年签署的自贸协定(称之为经济伙伴协定),则不仅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人员的开放,还包括了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自进入21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自贸区协定都具备新型自贸区特征。由美国推动的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不仅涉及交易规则,还涉及成员经济运行的许多规则,美国退出后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CPTPP)基本上延续了TPP的做法。

全球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多边贸易治理(GATT/WTO)是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但是,产业分工、产业链、供应链都带有很强的区域化特征。北美、欧洲、东亚是世界三大区域经济中心,一是各个区域中心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紧密的经济链接和供应链网络;二是三大中心之间有着比其他区域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如今,三大经济中心都各自建立了区域性经济框架,欧盟有基于全要素流动的统一大市场(single market);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现改为美墨加自贸协定(UMCFTA);东亚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三个区域经济之间也发展起了相互的对话与合作,美欧之间就构建美欧自贸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商讨;北美与东亚之间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链接,推动构建亚太自贸区(FTAAP)的努力也一直在进行;东亚与欧盟之间有亚欧会议(ASEM),将来也有望建立更为密切的跨区域安排。

在世界其他区域,如拉美、非洲、欧亚地区,也都建立了多样性的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如共同市场、共同体、联盟和自贸区等,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特点开展不同方式的区域经济治理合作。当然,国际区域经济治理还包含其他许多内容,比如对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治理、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治理、对改善综合发展环境的治理等,都越来越被提到国际区域经济治理的议程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出现“退全球化”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开放与合作安排却出现了加强的趋势。RCEP的实施就是一个例证,尽管相关国家间关系存在诸多矛盾,但在推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却能够搁置政治歧见与争端,就构建开放的东亚区域经济市场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五)

安全是国际区域治理的重要领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国际区域安全一向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但长期以来,缺乏合理的和有效的治理。

历史上,区域安全主要由大国主导,通过征服与霸权的方式,为支撑与维护主导国家的地位和利益服务。新的国际区域安全与传统的区域安全构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本质特征是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新的区域安全治理由区域各国共同参与,打造可持续的区域安全环境。

较之以往,如今安全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传统安全扩展到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传统安全主要指来自军事武力的威胁,而非传统安全主要指来自非军事武力的威胁,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安全领域。传统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外部,如外敌入侵、武力冲突,等等,非传统安全来自内外,以多种形式渗透到各个领域。

安全具有很强的外延性、扩散性和共同性。所谓外延性,是指一国的安全问题,往往会外延到国外,影响到其他国家;所谓扩散性是指局部的安全威胁,即原本仅危及一国或者少数国家的安全问题,会扩散到更大的范围。所谓共同性,是指许多安全问题,成为区域内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区域内各国比邻而居,在全球化、区域化深度发展的情况下,形成相互连接的网络,因此,安全的外延性、扩散性和共同性更为突出,形成鲜明的安全区域化特征和安全的共同性特征,而安全共同性的加强,对于新的区域安全治理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国际区域安全治理涉及的方面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以下几类:

传统安全领域:(1)传统军事结盟引发对抗,大国战略竞争引发冲突,强国军事干预或者入侵;(2)领土争端与其他争端引发的冲突;(3)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智能攻击武器竞争引发的军备竞赛等。核武器用于冲突和战争对人类是毁灭性的。五常首次发表的禁止核武器用于战争的联合声明是一大进步,但是,在核不扩散体系失能的情况下,发生核战争的风险仍不能排除。再则,越来越多的智能技术被用于武器装备,对安全的威胁上升,大国争相提升智能武器的高度,并且延伸到太空,这些都成为危及共同安全的新因素。

非传统安全领域:(1)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人类生存安全威胁;(2)突发重大事故的外延与扩散影响,如疫情、核泄漏、污染、地震、海啸、森林大火等;(3)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制造的各种威胁,以及跨境走私、贩毒造成的社会危害;(4)网络攻击或者其他形式的网络瘫痪;(5)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外延和扩散。非传统安全因素突发性强,扩散迅速,往往缺乏预防措施,在很多时候是在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后发应对。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网络安全问题危及经济、金融、社会等各个领域,所造成的安全损害特别巨大。

联合国宪章赋予了区域安全治理的职责,但是存在如何构建和如何实施的问题。传统的干预性方式并不能解决安全的根本问题,也存在谁来干预和如何干预的问题。联合国维和行动只是停留在维和的层次上。区域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一个重要趋势,因此,需要构建可持续的和有效的国际区域治理制度和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新的国际区域安全治理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区域制度建设是推进区域安全治理的有效形式。区域制度建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制度建设,具备安全治理职能。比如,欧洲区域制度建设,其初衷就是构建区域的安全合作机制,防止欧洲再次发生战争。在东盟共同体建设中,第一位的是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实现区域的持久和平。非盟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区域的安全威胁进行直接干预等。二类是功能性制度建设,即建立专门的合作安全机制,传统的安全机制是军事结盟,而新的安全治理机制是合作共建。现实中,安全领域是最具敏感性的领域,安全治理的难度因而也较之其他领域更大。

国际区域安全治理面临复杂的局面,在传统领域,军事对抗有加剧的趋势。俄乌军事冲突的范围在扩大,而且存在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在非传统领域,疫情久拖不散,影响具有综合性,极端恐怖势力仍有很大的破坏性,等等。在此情况下,基于平等参与合作共建的新区域安全制度和体系的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使得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新区域安全治理发展缓慢。

(六)

环境治理是国际区域治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的宗旨是应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形势,解决导致环境恶化的现实问题,构建可持续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

环境是最具有外延性、扩散性和共同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一国的环境可以外延到国外,影响他国的环境,同时,环境问题还具有更大的扩散力,局部的问题可以扩散到更大的区域,因此,环境问题是区域各国共同的问题。当然,环境问题并不仅仅静止在某一个区域,不同区域间会相互影响,有的则会变成全球的问题。

环境恶化是一大趋势,带有普遍性,环境的恶化与人类活动有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与破坏,生产、生活所造成的污染排放等导致了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会影响地球生态,危及人类和地球生物的生存。

环境治理几乎涉及地球生态、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在生态领域,有土地、水、空气被污染,森林减少,生物多样性失衡,臭氧层被破坏等;在人类活动领域,有不合理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所导致的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污染,还有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对资源、环境的破坏等;此外,还有环境的污染、废料跨国交易和转移等。因此,环境治理的突出特征是治理领域的综合性,以及政策与行动上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性。

环境治理需要多层次的参与和合作,就一国而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参与,承担责任和采取行动。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需要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以及国际组织的共同参与。迄今,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已经签署了为数众多的协议,涉及的领域很多。在全球层面,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其职能是推动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全球、区域和国家的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国际和国家环境保护规划,拟定应对环境挑战的多边环境协定、原则、准则,实施国际环境法规,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1世纪议程,与各国合作推进环境治理。联合国推动的里约公约,涉及环境治理的很多领域,有的建议提出应该成立世界环境组织(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以加强环境治理。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签署的有关环境治理的协定达数百项,共同治理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

在环境治理中,国家环境治理是基础,国家既是环境问题恶化的责任者,也是环境治理的责任者。但同时,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从治理的角度,在很多方面,必须通过区域合作治理才可以实现环境的改善,只有通过区域合作治理才可以获得更好的成效。现实中,环境治理被列入区域治理的重要议程,有的设立了专门的环境治理机制。比如在东北亚地区,设立了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项目(NASPEC),中日韩对话合作把环境治理作为重要议题,在东盟+中日韩(10+3)对话机制、东亚峰会(EAS)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下,都设立了专门的环境合作议程,每年召开部长会议、高官会议,提出合作动议和推动合作进程。在美洲区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制定了自然保护公约,此后签署了大量的区域和双边环境治理公约、协议。而欧盟下的环境治理,有专门的立法,有具体的实施计划,成效比较显著,同时,欧盟也与其他区域,包括北美、拉美、东亚、亚太都有着多种形式的环境治理合作。

不过,总的来看,对大多数区域来说,环境治理尚存在诸多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不健全,在多数地区,缺少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法规,区域治理更多的是进行对话、倡议和信息交流;国家发展与环境治理存在矛盾,在国别发展与区域治理之间也存在矛盾;目标设定与实现措施之间的脱节,等等。环境治理是一个需要做出一定现实利益牺牲和进行巨大投入的领域,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干预和进行投入的能力。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有效的协同,而现实中往往存在矛盾,甚至冲突。

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紧密相连,二者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同时,环境与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治理与变革、变革与发展之间需要寻求动态平衡,行进中会出现矛盾,甚至冲突。环境治理需要观念更新,以往环境治理更多是作为一种被动反应来认识和规划的,这样的治理难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一方面,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创建新的环境。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科技发展,需要在利用新科技创新环境上给予更大的重视。

(七)

在国际区域治理中,海洋治理居于重要地位。地球的2/3是海洋,海洋是地球生物、人类生存的重要之地。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海洋造成严重的影响,海洋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对海洋资源的大规模和不合理开发、生产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对海洋鱼类和其他生物的过度捕杀等,均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海洋生物种群大量减少,甚至面临灭绝。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球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等等。

全球海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生存的严重威胁。因此,恢复海洋生态平衡是当务之急,加强海洋治理不仅是沿海国家的责任,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职责。

海洋具有整体性、流动性和分割性的特点,海洋治理需要考虑这些特点,一则,需要合作共治。尽管国家是海洋治理的第一责任者,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完成海洋治理的目标,因此,合作是取得成效的基础,需要构建海洋治理的全球、区域和国家伙伴关系。二则,需要陆海联动,综合治理。就是把陆上治理与海上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因为海洋问题与陆地问题直接关联。人类的主要活动在陆地,海洋污染大多来自陆地污染的转移。三则,需要全球海洋治理观。海洋是一个整体,对海洋归属的分割不应该分割海洋的整体性。顶层设计和行动议程应该是进行全球海洋治理,国家则基于全球海洋的思维承担责任。从治理的角度考虑,在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应该构建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协同参与的治理体系。

海洋治理有着很强的区域性,一则国际区域大都由海洋连接,沿海国家构成一个个地缘海域;二则海洋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一定的海洋区域内,因此,海洋的国际区域治理在全球海洋治理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海洋区域治理的领域大体主要有:一,资源的区域性问题治理,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综合问题、渔业以及海洋生物资源保护问题;二,海洋污染,包括废水排放、垃圾排放等的综合治理;三,临海区域治理以及海洋通道的综合治理等。

海洋区域治理既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分解,也是全球海洋治理的深化。由于海洋区域直接关系相关国家的利益,因此,可以把责任与受益更好地联系起来,也更容易达成合作共识与签署合作协议,基于共识的治理规则与行动议程也比较容易实施和实行相互监督、进行检测和评估。在治理规划上,也可以更有针对性,特别是可以进行专门性的区划功能治理,比如,设立海洋生态保护区、鱼类洄游区、禁渔区、航道区、石油天然气开发区,等等,签署合作协议,制定行为规则,实行共同管理。

海洋区域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海洋污染大多来自陆地,陆地的国别属性与海洋的公共属性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协调一致,从而使得海洋的区域治理面临公共产品的“道德困境”,即相关国家不愿意做出牺牲。再比如,海洋的整体性被使用权分割,《联合国海洋法》赋予国别海洋专属经济区使用权与保护权,各国往往强调拥有权多、责任权少,存在使用与保护上的错位。同时,在很多区域还存在海洋争端,从而使得合作治理变得困难。尽管如此,加强海洋区域治理只能前行,不能退缩。

从总的来看,海洋的区域治理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在全球层面,需要推动像应对气候变化那样的全球海洋治理公约,区域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行动议程,把区域海洋治理作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的先行者和探路者,把成功的经验向全球推广;二,成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有些在现有的区域组织下进行安排,有的可以由相关国家开展合作,制定合作治理议程,签署合作治理协议;三,推动海洋区划治理合作,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区、专门性海洋保护区的建设等。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发起了区域海洋项目,推动沿海国家参与海洋的区域合作治理,推动构建了许多治理机制。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应首先与区域内各国在治理理念与目标层面达成共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等不同层次的共同理念并形成协调的层次化的治理目标体系,继而在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资金保障、国内法与国际法在立法和执法层面的协调、国内海洋治理完善、区域内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开展合作,最终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制度保障。

图文编辑:周骆佳

责任编辑:王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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