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竞争悄然兴起,领头城市或已碳达峰|权威专家谈碳中和02

作者｜南方周末研究员危昱萍

编辑｜戴春晨

可视化｜白桦邓丽萍郑睿

过去多年，以GDP为指标的竞争，让城市成为了一个个“造富机器”。造富机器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学习，是发展的主流。

而“双碳”时代，GDP必须与碳排放脱钩。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再降低至实现碳的净零排放。财富增长与碳减排并行，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实际上，城市的碳减排竞争早已悄然启动。早在五六年前，不少低碳试点城市就提出了2030年前率先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宁波、北京、苏州、青岛、广州，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达峰，武汉、深圳，提出“十四五”期间达峰。

截图自2016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国达峰先锋城市峰值目标及工作进展》

目前，尚不清楚提出“十三五”期间碳达峰目标的城市，是否兑现了承诺。国家“30·60”双碳目标，对城市又提出了新要求：避免在高位达峰。

没有碳中和目标的约束，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在高位达峰，再慢慢减少。而在碳中和目标之下，若峰值依旧很高，2030-2060年窗口期的减排难度，将从困难级跃升为魔鬼级。

这一新要求对不同城市来说，难度不一。对北京和深圳来说，这不算太难。前者服务业占比高，后者先进制造业占比高。而对化石能源、高耗能工业品产出地来说，着实是个难题。

从资源禀赋到产业结构，从经济发展到人口规模，国内城市可谓千差万别，如何制定碳达峰路线图？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灿建议，结合自身产业分工和资源特点，依托关键产业、核心技术，有梯次、差异化、有序地推动碳达峰。

碳从何处来？

谈达峰前，先要清楚城市的二氧化碳来自何处。

偌大一座城市，人流如潮，车流如龙，密集的厂房与建筑，如何知晓一年内排放了多少看不见、摸不着的二氧化碳？

核算方法早已有公认的方法学，即使是一个人每天的碳足迹也可以算清楚。尚有争议的是边界，即该计算哪些活动的碳排放量。

理论上说，城市的碳排放可分为三个部分。

发生在城市边界内部的直接碳排放，如建筑、交通、工业、能源等，这是范围一；电网电力、区域供暖或制冷等二次能源使用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即范围二；由城市内部的活动产生但发生在城市外部的其他所有间接碳排放，即范围三。

截图自报告《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世界资源研究所WRI，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

“计算城市的碳排放量，到底算范围一还是范围二，还是把所有分散在其它地方的相关间接排放都算进来，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要求，所以现在几个概念都在用。”王灿说。

不同城市可有不同的侧重点。传统能源或工业城市，来自能源和工业生产的碳排放占比高，应该多关注范围一的排放，即自身的直接排放。

有潜力率先达峰的城市，如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高排放产业已外迁，发展的是高附加值新兴产业。而支撑产业和城市运行的是高比例的电气化，其电力和热力大都从外地输入。对于这类城市的排放倾向于把范围一、范围二的排放都算上。

以深圳为例，有研究表明，按照广东省考核地级市的口径核算，不计入深汕合作区，2019年深圳碳排放总量达到5015万吨。不过，该口径未计入深圳从南方电网调入的477亿度电力，导致至少低估了约21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即低估了四成碳排放量。

王灿认为，计入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领先城市还有一点减排压力。只看范围一的排放，这些城市可能已经完成碳达峰的任务了。

判断城市达峰的年份，各家观点更不一样了。唯城君发现，有研究表明深圳可能已于2010年实现碳达峰，也有研究称深圳202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而深圳自设的最新目标为到2025年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但理论上来说，碳达峰的时间点往往需要事后确认，在达峰的平台期后向前回溯具体的达峰年份。

例如美国碳排放量于2000年达到一个高峰，而后不断波动，2007年后才真正进入下行通道，因此2007年为美国碳达峰年份。

需要事后才能确认的年份，为何事前就能预测，且预测年份差异如此之大？

“这种疑惑与碳排放的特点相关。”王灿解释，PM2.5等常规污染物可以通过末端治理的手段来减少排放，这样对未来排放可以有一个确定的预期。但碳排放目前没有可大规模应用的、商业可行的末端治理手段，而来源又很广泛。

不过，通过一些指标或路径可以提前预判。

“城市碳排放达峰，实际上是说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逐渐脱钩。”王灿说。

脱钩意味着GDP保持增长，但碳排放总量不再增长。例如新增电力通过可再生能源供应，那么电力碳排放不再增长；不再投资高耗能产业而是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那么工业碳排放不再增长。

当碳排放的主要贡献产业和能源消耗，出现了明显的转型趋势，就可以初步判断城市整体的碳排放趋势。对城市转型的预期不同，就导致碳达峰预测年份的不同。

“总体上达峰时间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大家对经济增长和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的预期。这种预期存在着差异，那么不同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或者建议的方案可能就会有差异。”王灿说。

差异化策略

在“30·60”目标提出前，已有多个城市提出了碳达峰目标。

据悉，国家开展了三批共计87个低碳省市试点中，共有82个试点省市研究提出达峰目标，其中提出在2020年和2025年前达峰的各有18个和42个。

不过，这些碳达峰目标仅为自身探索，不计入考核，也没有评价标准，尚不清楚实际落实情况。

而在“30·60”目标下，每个城市都将设立碳达峰目标，并实现承诺。城市是我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贡献了全国85%的直接碳排放。

但碳达峰目标不可盲目设立。各个城市的产业特点、资源禀赋都不一样，在碳中和目标下高位达峰不可取，当前还面临着人口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难题。

王灿的一份研究为城市差异化推进碳达峰提供了参考。据王灿担任责任作者的论文《中国城市碳达峰趋势的聚类分析》，按碳排放趋势划分，国内城市可分为五类：低碳潜力型城市、低碳示范型城市、人口流失型城市、资源依赖型城市和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

研究分析的286个地级市中，四成为低碳潜力型城市。这类城市人均GDP不高、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均碳排放量较低，多处在中西部地区。王灿建议，这类城市应规避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以布局低碳产业体系为重点。

贵阳是低碳潜力型城市的典型代表。贵阳的经济增长在省会城市中十分亮眼，GDP增速一度排在省会城市首位，2020年疫情冲击下仍保持5%的增长。大数据产业是贵阳低碳发展的一张王牌。近年来，贵阳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已超过38%。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一线城市，以及南京、杭州等沿海发达省会城市，则是低碳示范型城市的代表。自“十一五”以来，该类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已呈现脱钩趋势或处于正在脱钩的阶段，预计在“十四五”初期可实现碳达峰。

王灿表示，这类城市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外地调入，本地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已基本完成，消费侧碳减排任务面临的挑战较大。

仍以深圳为例，深圳交通电动化成绩优秀，但建筑节能空间较大。深圳存量建筑总计11.6亿平方米，65%以上是非节能建筑，其中完成节能改造的仅占非节能建筑的2.5%，占存量建筑不到1.7%。

同时，这类城市有资金、有技术、有能力进一步深度减排，适宜开展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体系的创新，引领其他城市的双碳行动。

鹤岗、哈尔滨、呼和浩特等人口流失型城市，碳达峰之路艰难。这类城市分布在东北、广西和甘肃等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就业人口流失问题严重，经济增长迟滞。王灿建议，这类城市规划和实施碳达峰时，应重点协调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就业的关系。

鄂尔多斯、克拉玛依等资源依赖型城市长期依赖高耗能产业发展，能源供给的低碳转型形势严峻，部分城市主导产业已出现萎缩。如何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应当是碳达峰的重点。

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包括河北省和东北三省以钢铁、化工等为重点产业的大部分重工业城市，也包括长三角以纺织、服装和电子为重点产业的部分轻工业城市，如邯郸、保定、连云港，数量仅次于低碳潜力城市，约占1/4。

这些城市人口数量较多，经济发展依赖传统工业，人均碳排放相对较高。建议调整产业结构、运用低碳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以实现2030年左右碳达峰。

“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困难的传统工业型，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低碳示范型城市，都要在碳中和的技术体系里面发挥各自的作用。传统工业型，就瞄准工业制造里面的低碳技术；低碳示范型，就瞄准碳中和的新兴技术方向。”王灿说。

（头图/新华社）

[1]2021宏观经济论坛暨创新峰会|仇保兴：推进以城市碳中和为主体的五大良性变革

[2]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广东深圳在“十四五”期间尽早碳达峰的情景分析

[3]郭芳，王灿，张诗卉：《中国城市碳达峰趋势的聚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