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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2022-01-14 09:26:55 编辑:双碳时间

[摘要]“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先后提出不仅为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描绘出新的目标,而且也进一步彰显出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的决心与担当。由于“碳达峰”与“碳中和”贯穿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因此有必要科学规划减排、达峰与中和的路线图,以保证在碳约束之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而言,优化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与消费结构、合理规划植树造林以及积极推动国际碳排放交易将构成推动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策略。

[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碳减排;绿色低碳发展

[作者简介]乔晓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彭李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编号:20BJL04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中国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先后提出“2030年碳达峰”以及“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并按此目标扎实工作、稳步推进,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合计不超过10亿。在中国这个14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必将具有世界意义。于是,对于已经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中国而言,需要深入研究“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具体规划与核心策略,进而探索出一条绿色低碳发展的科学路径。

一、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

(一)中国碳减排目标的演进

由于碳减排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碳减排目标的演进过程。

中国在2000年发布的《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和2007年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均提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却未对碳减排目标做出量化规定。在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明确提出碳减排的强度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1}。

此后,在2014年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努力早日达峰”{2}。在2015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巴黎会议)上,中国又进一步提出“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3}。这标志着中国的碳减排目标由单一的强度目标转向为强度目标与总量目标并举的新阶段,并且“碳达峰”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所谓的“碳达峰”是指在某个时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此后不再继续增长,而是逐步回落。强度目标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经济规模的比值来确定。这意味着只要经济规模的增速快于排放总量的增速,即使排放总量持续增长,排放强度依然可以降低。由于“碳达峰”要求排放的绝对量降低,因此总量目标较之于强度目标,其约束更强且实现难度更大。

中国于2020年9月首次提出“碳中和”的目标,要求“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4}。此后,中国多次强调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且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十四五”期间中国要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同时要“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所谓的“碳中和”是指与某一主体相关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为二氧化碳清除量相平衡的状态。显然,“碳中和”不仅要求排放总量下降,而且还要求进一步实现清除,进而达到净零排放的效果。这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

至此,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形成了“强度+总量+中和”的目标体系,三者层层递进。其中,强度目标的实现锚定了总量目标的上限,而总量目标的实现又为中和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并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根据机器大工业理论,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以机器替代劳动的方式实现,因此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用机器生产机器,延长生产链条,构建机器体系,推进工业分工与工业积累,进而促进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持续攀升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所有发达的机器均由发动机、传动机构以及工具机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工具机是工业革命的起点,但其离不开传动装置和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当然也离不开必要的动力源。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不仅可以通过工具机替代人的直接劳动,而且人的肌肉也不再成为机器作业的主要动力,而由蒸汽、热力、水力、风力等推动机器运行。于是,工业革命总是与能源革命相伴而行,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动力被广泛应用,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带领人类进入电力时代,并且随着汽车的发展与普及,石油的影响变得愈发重要。无论是蒸汽动力还是电力石油,均离不开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而使用化石能源又必然导致碳排放,因此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碳排放的历史。图1给出了美国1930年至201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与GDP增速,二者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特征。这反映出在现有的能源结构与技术条件之下,碳排放同工业化与现代化息息相关。换言之,要求一国减少碳排放量,就等同于对该国的经济增长施加一个约束。如果无法及时地完成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则势必导致该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增加,进而对经济增长构成抑制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然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将中国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规划为两个阶段,首先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见,2030年的碳达峰与2060年的碳中和将伴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另一方面充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施加“碳约束”。

(三)中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世界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报告,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幅相较于工业化前水平已经达到1.21℃,如果全球不加强减排力度,则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低于2℃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5℃之内”的目标将难以实现。1850年至2018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较工业化前的差异显著正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895,反映出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是造成全球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由于世界各国所累积的碳排放量均会加剧温室效应,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就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属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携手推进。同时,碳排放还不同于流量型污染,其长期累积的存量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关键。并且,各国工业化起步时间差异较大,人口数量多少不一,所处纬度高低有别,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显著不同,无论是划分减排责任还是评价减排贡献,均需要统筹考虑上述因素,以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作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跨国生产与跨国消费的关系来综合考量。这也正是中国主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学理依据。

当然,推进碳减排首先需要摸清底数,即搞清楚全球以及各国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大。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数据库针对碳排放量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宽口径的统计通常以温室气体(GHG)计量,其含义为“大气中吸收和发射特定波长辐射的天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口径相对窄一些的统计以二氧化碳计量,其含义为“某种大气成分,或由燃烧化石燃料、燃烧生物质、土地利用变化和工业过程产生的副产品”{5};口径更窄一些的统计则仅考虑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碳排放量的统计还涉及区分是否包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森林(LandUse,LandUseChangeandForestry,简称LULUCF)。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土地利用分为林地、农田、草地、湿地、定居地和其他土地6种类型,LULUCF即讨论6种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相互转化带来的碳吸收和碳排放,主要涉及森林砍伐、再造林、耕地管理等人为活动。作为计量的一个差值项,LULUCF估算的是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碳的碳储量变化{6},从世界整体来看包含土地利用变化及森林影响的碳排放量要更高,而中国、美国等国的情况则相反,不包含土地利用变化及森林影响的碳排放量更高。并且,还有一些数据公布的是碳排放量,由于碳与二氧化碳的分子构成明显不相同,一吨碳在氧气中燃烧后能产生大约3.67吨二氧化碳,因此二者之间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换算。长期跨国的碳排放量数据主要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取,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数据分析指标(CAIT)、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以及国际能源署(IEA)等。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虽然有所差异,但是整体相近,标准差小于0.5,且变化特征基本一致。由于碳排放具有存量污染的特征,需要对历史累积排放量进行考察,因此本文选取了时间跨度最长的PIK数据进行计算,该数据为多国不包含LULUCF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且满足跨国比较的要求。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还将上述数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中公布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平均偏离幅度小于0.6%,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根据PIK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364.00亿吨,较2017年增长1.96%。发达经济体的当年排放量的占比情况如下:美国为15.14%、欧盟为8.43%、日本为3.13%、加拿大为1.61%、澳大利亚为1.14%、英国为1.05%。发展中经济体的当年排放量占比较高的国家主要为金砖国家,其中中国为29.67%、印度为6.70%、俄罗斯为4.95%、巴西为1.34%。虽然中国在201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8.00亿吨,是全球当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是其人均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159.33吨/人,低于同期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人均累积排放量,仅为美国的1/9、英国的1/7、欧盟的1/5以及日本的1/3,甚至还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如此,中国在人均收入仍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依然提出了极具诚意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充分体现出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担当与作为。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世界意义,本文针对上述10个经济体进一步展开比较分析。根据上述各经济体向联合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最新版{7},按照其在2030年的最高减排目标,在假设均可兑现减排承诺的条件下,分别估算2030年各经济体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参见表1。2030年中国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30.42亿吨,而人均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260.45吨/人。这反映出在中国完成碳达峰之际,人均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仅为美国的1/6、英国的2/9、欧盟的2/7以及日本的3/7。考虑到碳达峰之后继续开启碳中和进程,中国的绝对排放量将持续下降并趋于净零排放。如果各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相对稳定,那么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量也难以追平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让渡出一定的碳排放权利的条件下来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进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出世界性的贡献。

二、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路线图

(一)碳峰值如何确定

中国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时,达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该峰值排放量既要满足前期碳强度目标下降的要求,又要为后续的经济发展预留空间,同时还要兼顾后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难度。由此可见,碳排放峰值是中国碳减排路线图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估算。

本文根据中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按照“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9}的目标为基础,对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进行估计。碳强度下降幅度选取60%、63%和65%三个不同的情境,进一步结合经济增速与经济规模即可估算出峰值排放量。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趋缓的态势。一方面,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而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导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上述两个因素显著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速,特别是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虽然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经济正增长,但是经济增速仅为2.3%。{10}于是,在强度目标的约束下,中高速增长较之于此前的高速增长势必将压缩碳排放的峰值。结合上述情况变化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本文设定6.0%、6.5%和7.0%作为2021年及以后经济增速的三种情境,据此对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排放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碳达峰的排放总量来看,在不包括LULUCF的条件下,2030年达峰之际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132.35亿吨至166.15亿吨之间,若包括LULUCF,则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115.70亿吨至145.24亿吨之间。峰值估计的最大值均在“碳强度降幅60%,经济增速7.0%”的情境下实现,而在“碳强度降幅65%,经济增速6.0%”的情境下峰值估计值最小。由此可见,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而言,经济增速既定,碳强度降幅越大,则峰值就越小;而给定碳强度下降幅度,经济增速越快,则峰值就越大。

从碳达峰的节奏来看,中国已经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12},即中国在2025年的碳强度应达到约1.44万吨/亿元(不包括LULUCF),由此推算“十四五”期间碳强度的年均降幅约为3.89%。若“十四五”期间的减排目标顺利完成,则基于2030年达到“碳强度降幅63%,经济增速6.5%”情境下的峰值(不包括LULUCF),“十五五”期间可相对放缓减排速度,即碳强度的年均降幅为2.65%即可完成目标。综上所述,按照目前的规划,中国实际上采取了“前紧后松”的减排节奏。“十四五”期间中国将累计排放约12.85亿吨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年均增幅2.24%;而“十五五”期间由于经济体量的增大和碳强度降幅的下调,将累计排放约24.25亿吨的二氧化碳,年均排放增幅约3.68%。由此可见,“十四五”将成为实现达峰目标的关键时期,如果“十五五”期间保持和“十四五”期间同样的年均减排速度3.89%,则可以于2029年提前完成上述峰值的达峰目标。

(二)碳中和如何实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碳中和的定义为“在特定时期内,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与人为二氧化碳清除量达到平衡”{13}。因为碳中和即实现当年排出多少二氧化碳,当年就清除多少二氧化碳,所以达成碳中和目标无非就是在减少排放的基础上增加清除。在减少排放方面,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导致排放的主要因素,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直接减少排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间接降低能源需求进而减少排放。对此将在后文深入讨论,然而从生产生活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单纯依靠减少排放几乎不可能达成碳中和目标。于是,如何清除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就成为核心问题。此部分重点对二氧化碳的人为清除展开讨论。

人为清除二氧化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林木蓄积量,再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有机物存储在植物体内或土壤中。作为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容纳大部分树冠覆盖率超过10%至30%的林木区域,进而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碳库。因此,利用森林的碳汇功能吸收碳排放就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

衡量森林资源的主要指标是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指森林面积与土地总面积的比率,森林蓄积量则是有林地中活立木的材积总量,后者更能反映当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随着中国碳减排目标的不断升级,对以上两个森林指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7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提出“2010年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中国环境统计2005》显示,2005年中国森林蓄积量为124.6亿立方米。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争取到202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即要求2020年达到137.6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201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3%,森林蓄积量达到150亿立方米以上”。中国实际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2020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23.04%,森林蓄积量实现175.6亿立方米、总碳储量达92亿吨{14},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在此基础上,“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15},要求2030年实现森林蓄积量184.6亿立方米左右。参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技术方案,选择中国主要优势树种,结合前文估计的2030年碳达峰的排放量作为目标,本文对实现碳中和时应当种植的林木情况进行估算。

当前以《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AR-CM-001-V01)等对森林碳汇能力进行的核算认证,计算过程较复杂,鉴于碳汇和碳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以生物量法计算的碳储量作为估算林木种植的主要依据,其基本逻辑为“单株碳储量=单株生物量×含碳系数”。其中,“单株生物量”指以干重表示的单株活体植物的重量,而“含碳系数”指林木生物量中有机碳占有机质总量的比值,由上述两个参数推算得出的“单株碳储量”成为本文估算林木种植的基础参数。根据碳中和时的排放水平与单株碳储量之比计算“碳中和应种株数”,并由现已实现的92亿吨总碳储量和单株碳储量之比计算“现有株数”,二者之差值即为“补种株数”。按照“补种株数=碳中和应种株数—现有株数”的计算结果参见表3。表3以表2估计的2030年达峰排放量作为中和时应清除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暂未考虑2030至206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

表3显示,若要将146.66亿吨二氧化碳全部吸收,以胸径为30厘米的杉木为例,约需911.77亿株,在当前已有森林碳储量的基础上,2060年的碳中和还需339.80亿株。然而,实际上胸径可达到30厘米的树木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生长时间。{16}中国林木平均胸径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第七次(2004至2008年)和第八次(2009至2013年)全国森林清查中分别为13.3厘米和13.6厘米,而根据第九次(2014至2018年)全国森林清查结果,各省市优势树种的平均胸径除个别省份以外基本均在20厘米以下,参见表4。因此,表3显示碳中和所需的胸径为20厘米的各树种株数将更多。以胸径为20厘米的杉木为例,需补种928.34亿株,与胸径为30厘米的杉木补种株数相比,增长约173.2%。因此,植树造林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为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当尽早谋划、合理布局、有序推进。

综合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根据实现碳达峰之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以是否存在平台期作为标准可将不同的国家划分为两类。所谓的“平台期”是指达峰之后排放量保持在某一低于峰值水平且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阶段。对于存在平台期的国家而言,其平台期的时间跨度长短以及平台期所处排放水平的高低均存在差异。对于较早实现达峰的经济体,还存在高位平台期结束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出现低位平台期的可能。然而,无论平台期具有何种特点,平台期内的排放量基本不超过峰值水平,且平台期结束后排放量将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根据PIK数据,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经济体不存在平台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实现达峰后逐步下降;而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则存在平台期,且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15年,以3至5年或7至9年为主。因此,2030年中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后,受到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减排规划、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此后每年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存在诸多可能。将上述已实现碳达峰经济体的情况作为参考,设置2030年碳达峰后是否存在平台期以及平台期时间跨度长短的不同模拟情境,以“碳强度降幅63%,经济增速6.5%”计算的2030年碳达峰峰值(不包括LULUCF)146.66亿吨为基准,对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而于2021年至2060年间进行的植树造林进程进行粗略估计,参见表5。估算结果显示,给定年均排放量降幅,存在平台期比不存在平台期需要更大的植树造林力度。无论是否存在平台期,在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提高2030年以后年均排放量降幅,即可适当减缓植树造林的压力,否则为吸收更多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必须以更高的年均增长率植树。另外,中国的经济体量庞大,对植树造林也提出更高要求,以平台期跨度30年为例,若经济增速提高0.5%,则从当下至2060年的年均植树增长率需提高约10.1%。

三、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策略

(一)减少碳排放的策略

减少碳排放主要需要优化调整以下3个方面的结构,即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结构。

第一,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即实现高碳向低碳以及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型。能源使用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2014年由能源使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6.86%左右。{17}与碳减排目标同步,中国提出的节能目标首先关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2007年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要求“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起,中国的节能目标在原有基础上更加侧重于能源结构的调整,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2015年巴黎会议进一步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2009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为8.5%,在10年间增长80%,到2019年达到15.3%,提前完成2020年达到15%的目标。{18}但是,仅从可再生能源占比来看,2019年中国这一比重为4.7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6%,且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仅达到日本的6/7、美国的4/5、欧盟的4/9和英国的1/3,参见表6。在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调高能源转型目标,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因此,“十四五”与“十五五”期间进一步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任务依然艰巨。图3显示,发电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相关,因此改善发电用能结构将有利于降低碳排放。2019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约为32.7%,同比增长约5.83%,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的占比分别约为17.8%、5.5%、4.8%、3.1%和1.5%。{19}其中,水电在非化石能源发电中占比最高。2021年,在建规模全球第一、单机容量世界第一、装机规模全球第二大的水电站——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以此为例,其建成投产后将实现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160万吨{20},进而助力清洁电力的“西电东送”,促进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因此,有必要依托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积极尝试推动清洁电力发展,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建设、中西部地区光伏电站建设、扩展中东部和南部风电装机规模,加快推进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此外,核电虽然初始投资成本较高,但是却具有单位发电成本低的优势,并且“华龙一号”的研制成功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之后又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核电的应用不仅能够有效实现碳减排,而且还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因此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即实现高能耗向低能耗、高排放向低排放的产业转型升级。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推动产业变革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必然要顺应这一趋势,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立足发展实体经济,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建设工业强国和制造强国。力争到2025年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并于2035年实现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在新中国成立100年之时,建设成为制造业具有明显创新引领能力的、全球领先的产业体系。{21}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的能源消费比重占整个第二产业的80%左右,参见表7。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抓手优化调整制造业的比例结构对于碳达峰与碳中和而言至关重要,要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的产能扩张。当然,碳减排在短期内将加剧“环境悖论”{22},导致减排成本上升与市场竞争力下降,因此,必须坚持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得技术优势可以兼容环境成本。2019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63.5%,高出同期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32.6%近一倍{23},且2019年第三产业能源消费比重仅为第二产业的1/4,参见表7。这意味着第三产业的碳排放也显著低于第二产业,因此进一步深化服务业改革以及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将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同时,发展服务业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要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则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4}当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不仅有利于碳减排,而且也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放,进而产生协同减排效应。

第三,优化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中国当前电力交叉补贴主要采取生产侧的工商业用户补贴消费侧居民用户的政策,其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根据测算,相较于生产侧补贴消费侧,若采取消费侧补贴生产侧的交叉补贴策略,将促进采掘业、电力供应业、金属与金属制品业和橡胶与塑料业等的产出分别提高3.37%、2.69%、2.41%和2.01%,同时将推动煤气与水的供应价格、纺织品、食品、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等产业的产品价格降低约4.13%、2.04%、1.62%、1.21%。{25}因此,适当调整电力价格交叉补贴的方向与幅度,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刺激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产出增加,并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商品的价格。这样,虽然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有所增加,但是其他消费商品价格将会下降,所以依然有助于居民福利的改善。上述政策调整一方面通过适当提高居民用电价格而促进生活消费侧的能耗与碳排放降低,另一方面则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用电价格,以降成本的方式增强产业竞争力。当然,上述调整交叉补贴的思路之下还可以再结合3个方面的配套制度。其一,为了避免反向交叉补贴后工商企业碳排放增加,可针对高污染、高能耗、限制类工业企业建立惩罚性电价机制,降低该类企业的产出,控制碳排放。其二,调整电价峰谷时段划分降低居民用电成本,并且不断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鼓励节能生活。其三,根据生产侧与消费侧节能技术的差异,调整贸易政策有助于缓解碳减排所带来的用电成本提高。{26}此外,其他减少碳排放的策略还包括鼓励公共交通出行、提高城镇绿色建筑和节能建筑面积、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等。

(二)增加碳清除的策略

前文对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所需要种植特定树种林木的株数进行了简单估算,林木胸径越小,为吸收既定的碳排放量所需种植的林木株数越多。结合林木成长的周期,根据表3估算的结果,本文以补种胸径20厘米林木为例对部分林木种植所需面积进行估算,如表8所示。

相关评估认为,包括退耕还林还草的土地,中国还能扩大的森林面积约为400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最大可达到28%至29%。{27}表8显示,无论是否存在平台期,如果2030年之后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峰值水平不变甚至降幅较小,那么为实现2060年的净零排放,就需要进一步加大此期间植树造林的力度;而给定年均排放量降幅,相较于不存在平台期,存在平台期且平台期跨度越长,为实现碳中和所需的植树造林面积将越大。然而,部分树种所需种植株数的占地面积将超过4000多万公顷的森林可扩展面积,存在可扩展面积难以满足碳中和所需林木种植面积的可能。由于森林面积约束要求年均排放量降幅至少在0.5%左右,因此碳达峰之后还应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减排压力,并且要求合理布局国土空间以实现各种类型土地利用效果的最优化。

中国的国土空间大致可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类。扩展森林面积将主要以发展生态功能区、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地保护系统来加以实现。此外,在城市化地区也可以考虑扩大构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城乡公园绿地,充分利用道路、边角地、房前屋后等空间开展绿化工作。当然,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也应该重视退耕还林还草。

虽然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蓄积量有利于清除碳排放,但扩展人工林面积应当考虑到人为造林可能对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并非所有的地方均适合造林,并且人工林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弱于自然林。因此,在有限的国土范围内扩大森林面积,要求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树种的生长要求,兼顾森林其他生态功能,利用草种收集、苗木培育、品种改良等技术提高森林质量,推行林长制、加强森林经营管理。同时,还可以发挥海洋吸收、土壤固碳、侵蚀沉积等自然作用和泥炭沼泽、灌丛草地等其他生态系统对二氧化碳的吸收作用。总体而言,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森林碳汇能力吸收碳排放的成本较低,但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碳排放的长期性使得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仅凭自然碳汇能力吸收二氧化碳是远远不够的,为长期有效应对气候变暖、保护人类共同家园,通过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二氧化碳回收清除(CDR)等技术实现人类自身二氧化碳的排放吸收是必然之举。并且,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减排成本和自然环境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就要求对适宜植树造林的生态功能区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必要的生态补偿,进而形成各功能区统筹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28}

(三)构建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策略

减排目标和减排成本的异质性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与碳税机制不同,碳排放交易机制将使碳排放量更有可控性、碳定价更具灵活性。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将为全球碳排放总量设定上限,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碳减排资源。配额出卖方将加大本国减排力度、减少本国排放量,在兑现自主贡献承诺的基础上出售多余的排放额度,并取得相应收入。配额购买方则可以低于本国减排成本的价格买到配额完成自身的减排任务。基于《巴黎协定》中各国的自主贡献进行估算,在中国参与碳排放交易的多种情境下,中国都将占有最大的交易份额,成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最大卖家,并且相较于仅有部分经济体参与的情境,各经济体均参与的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将实现全球碳排放的最大削减。{29}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在强化发达经济体减排责任的指导思想下,已经设定包括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在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侧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排放量配额单位AAUs、清除单位RMUs和排减单位ERUs的获取和转让,鼓励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处获取核证减排量CERs。相较于《京都议定书》,2015年的《巴黎协定》提出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允许各经济体通过国际合作和转让的方式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放宽了碳排放交易的范围,为推动构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了契机。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建立了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截至2021年1月底,全球已有24个运行的碳市场,能够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6%和包括电力、工业、建筑、交通在内的7个领域。2005年建立的欧盟EUETS市场是全球较早建立也是当前较为成熟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配额分配以免费发放或拍卖为主,2018年该市场覆盖欧盟地区约39%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在2009至2018年间为可再生能源、低碳创新、工业去碳等项目的发展积累公共财政收入807.37亿美元。{30}

相较于欧盟EUETS市场,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走过了从地方试点推向全国统一市场的过程,并且实现从发电行业向其他重点行业的平稳过渡。中国从2011年起陆续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个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2019年底,试点地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约3.68亿吨二氧化碳{31},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20多个行业,有效推动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与总量的双下降。中国在2015年首次提出“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选择电力行业作为全国碳排放交易的试点行业,于2017年印发发电行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并于2019年印发《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2021年2月中国正式推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该市场涉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000余家,覆盖超过4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32}其碳排放配额(CEA)数量依据行业基准法进行免费分配,以挂牌协议交易、大宗协议交易、单向竞价和买卖申报要素的方式进行交易。{33}

在已有各经济体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上,未来可以尝试构建全球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例如,初步构建双边碳排放交易机制,并建立起如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的碳减排国际组织,扩展构建统一标准、有效监管的多边碳排放交易体系。同时,当前全球已建立的碳交易市场基本均覆盖了电力、工业、建筑和交通4大领域,各经济体可在这些领域率先推进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共同推动该领域的减排进程,并在未来进一步扩大减排领域覆盖范围。由于全球范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难以一蹴而就,因此首先通过“区域”和“领域”的合作,进而不断扩大范围就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在此过程之中,中国兼具规模与成本的优势,势必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甚至为中国在世界范围探索建立碳信用创造机制提供了可能。

注释:

{1}温家宝.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J].资源与人居环境,2010(1).

{2}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4-11-13.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7.

{4}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28).

{5}{13}IPCC:GlobalWarmingof1.5℃.https://www.ipcc.ch/sr15/download/#chapter.

{6}{17}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

{7}{9}各国自主贡献方案: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ages/All.aspx.

{8}如果温室气体口径估算,则在各经济体最大减排承诺实现的假设下,2030年中国人均累积温室气体排放量为352.99吨/人,仅为美国的1/6、日本的1/2、英国的1/4和欧盟的2/7左右,与表1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的结果近似。

{10}数据来源: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

{11}表1为保持各经济体估算的一致性,中国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PIK数据库;表2仅考虑中国,为提高准确性,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因此中国2030年当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值在表1和表2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12}{2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14}{27}降碳减排在行动,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已达92亿吨[EB/OL].国家林业局和草原网站,http://www.forestry.gov.cn/main/61/20210207/041704351693742.html.

{15}习近平.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N].人民日报,2020-12-13.2021年8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对“十四五”期间林业草原的保护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即到2025年,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90亿立方米。新目标的提出也意味着中国将采取“前紧后松”策略。

{16}胡云云、亢新刚、赵俊卉.长白山地区天然林林木年龄与胸径的变动关系[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9(37).

{1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19}数据来源: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20)。

{20}水拍云崖展翅起“白鹤”飞舞金沙间——解码“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白鹤滩水电站[EB/OL].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1-06/28/content_5621313.htm.

{2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EB/OL].中央人民政府网站,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22}乔晓楠.中国绿色发展面临问题与产业升级策略探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2).

{2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5}乔晓楠、王一博.差别电价的交叉补贴策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J].环境经济研究,2018(3).

{26}乔晓楠.碳峰值约束与碳配置策略:一个电力交叉补贴定价模型[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8(1).

{28}乔晓楠、王丹.流量型污染的生态补偿:实施主体、条件与经济绩效[J].环境经济研究,2017(2).

{29}乔晓楠.中国在全球碳排放交易中的角色:一个基于巴黎协议的考察[J].工作论文,2016.

{30}ICAP:EmissionsTradingWorldwide:StatusReport2021.https://icapcarbonaction.com/zh/?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731.

{31}数据来源: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0年度报告。

{32}国新办举行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全文实录)[EB/OL].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www.mee.gov.cn/ywdt/xwfb/202107/t20210714_846936.shtml.

{33}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项的公告[EB/OL].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网站,https://cneeex.com/c/2021-06-22/491198.shtml.

来源: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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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碳达峰 低碳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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