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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春: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碳中和”之路

2021-12-24 17:08:50 编辑:双碳时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周洪春研究员

文本数:1852字

阅读时间:4分钟

关于如何处理几个关系问题,其实专家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包括碳减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碳减排与能源安全的关系,碳减排与民生的关系,以及很快。

中央提出“3060”目标,即力争2030年“碳达峰”,2060年力争实现碳中和。有研究认为,我国2025年基本可以实现碳达峰。经济学界和许多专家认为,这种表述有点激进。中央提出的“奋斗”和“斗争”,就是给我们留有余地。现在有的地方在“碳充电”,有的人想提前达到顶峰。这是一种运动风格,并不是真正提前登峰造极,而是“登峰造极”的口号。

参与了中国工程院重大项目“能源革命”一、二期研究。我听一位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说,我们对能源的预测还没有接近实际的生产或消费。因此,模型研究应该在实践中更加深入。在讨论经济现象时,我们必须看到背后的几大因素:中国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技术进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等等。如果脱离这些大背景,无论是做模型还是情景分析,最终的结果都可能与经济运行的现实相去甚远。

人们对“碳中和”的误解,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都会带来碳中和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有必要认识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尤其是许多颠覆性技术对未来投资的影响。因为投资总是有回报的。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考察,看到一个太阳能项目投资了几亿元,但生产线刚刚建成,技术落后。生产线无法运行,经营将处于亏损状态。

以绿色金融为例。各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美国以资金为主;德国初步建立了投资“生态银行”;中国也将基础设施纳入绿色金融领域。从国际比较来看,绿色金融的内涵并不统一。

煤炭清洁利用已从我国2021年绿色债券目录中剔除。2021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制定2000亿煤炭清洁利用再贷款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碳中和”是一个长期目标,中国在短期内实现煤炭清洁利用是不够的。因此,如何处理长期和短期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当前投资必须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必须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国外实际上有两种能源转型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始于1973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实现能源独立的提议,到2020年可能会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二是欧洲模式,涉及新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两种模式都取得了成功。

在我国未来的能源转型中,我想简单说几点:

首先,“碳中和”目标提出后,生产力要素的价格必须重新定义或重塑。例如,荒漠化地区不利于农业发展,但这些地区阳光强烈,新能源开发潜力大,因此具有新的利用价值。

其次,“碳中和”的提出将对生产力的分配产生影响。例如,一些地区的高耗能产业正在向云南等非化石能源比例高的地区转移。云南非化石能源占比接近80%,成为吸引产业的重要因素。这些地方也能产生“绿色氢气”。传统化石能源排放的氢是灰氢或黑氢。氢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氢是绿色氢。

我写了一篇关于能源转型方向的文章。总的来说,从能源结构来看,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控制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从能源终端使用的角度来看,要实现电气化。

对于能源投资或未来增长方向,我有以下看法:

1、注意淘汰化石能源与新增非化石能源增长之间的平衡。这是关于发电量而不是装机容量,因为装机容量并不代表非化石能源的实际发电量;

2、关注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电力系统安全。新能源发电和消费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再生能源富集区要围绕新能源产业布局产业链,形成产业生态,完善产业上下游的配套关系。要从实际出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致富。

3、重视颠覆性技术的研究、推广和使用。例如,利用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已经可以通过太阳能热利用来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已经试点成功。中科院有个研究所,用二氧化碳生产淀粉。因此,颠覆性技术应该有能源转型的空间。

4、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投资风险也值得关注。由于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新能源领域,将产生革命性的突破。这些投资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与传统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的寿命大大缩短,需要评估投资风险。

总的来说,新能源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和结构调整的巨大机遇。应该说,中国的工业化具有技术优势,与西方国家的技术水平不相上下。西方工业化是蒸汽机,现在各种新一代技术都出来了。因此,中国有可能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碳中和”发展道路。

标签: 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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