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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路径如何选:乌龟,兔子,直升机?

2022-01-04 13:29:57 编辑:双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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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上许多国家提出了自己的年度净零排放目标,碳减排路径的终点似乎已经确定。但是,究竟如何走减排之路,目前还没有定论。是原地等待的“直升机”,先慢后快的“兔”,还是渐进的“龟”?基于现有的研究,本文作者认为“乌龟策略”,即刻行动似乎是一种更安全、更容易、更经济的短期选择。

  Written | Liu Shangwei Qiu Minghao

   Chief Editor | Feng Hao

这

近两年,中国、欧盟、美国、印度等世界主要排放国提出了实现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目标。欧盟和美国提出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中国提出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印度提出到 2070 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些长期目标主要集中在实现净零排放,未规划从今天到净零排放年的减排路径。

近年来的气候科学研究表明,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主要取决于全球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两者在几十到几百年的尺度上几乎呈线性关系[1,2]。换句话说,要实现一定的温度控制目标,最重要的是控制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而不是确定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年份。

全球碳减排路径的整体设计和优化是减缓气候变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具体来说,碳减排路径需要在横轴为时间(年),纵轴为年度净碳排放量的图表上绘制碳减排曲线。如何绘制这条曲线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1

或多或少的减排量(即减排路径曲线下的总面积)?

2

是否允许负排放和超调(能否拉到负象限,是否选择黄色路径,即“直升机”策略)?

3

前期减排还是后期减排(即曲线下降,下降的斜率,选择绿色或蓝色路径,龟兔策略的选择)?

碳减排路径选择策略示意图。黄色路径是赌负排放的“直升机战略”:近期维持高排放,本世纪下半叶再大规模部署负排放技术;蓝色路径是先减速的“兔子战略”,不依赖负排放技术绿色路径是循序渐进的“龟战略”,即从现在开始扎实推进碳减排,逐渐转向净零排放|制图:王若楠/知识分子

或多或少的减排:

找到温度目标的最优解

越来越少的排放与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关,而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有关。 [3]。虽然1.5度目标与2度目标相差仅0.5度,但气候影响和减排难度完全不同。

从长期气候影响来看,2度目标下,热浪、干旱、海平面上升、洪水、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自然风险均显着高于1.5度。以热浪为例。在升温1.5度的情况下,估计每五年至少经历一次严重热浪的世界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14%,但在升温2度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将急剧上升至37%。 [4]。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劳动生产率、农业产量等主要经济因素与气温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一旦温度上升到“最佳温度”(拐点)以上,温度上升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非线性的负面影响。经济学家估计,气温上升2度,全球GDP损失可能是气温上升1.5度的两倍[5]。

另一方面,从短期减排要求来看,1.5度和2度目标下的减排难度也是天壤之别。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和全球碳项目的计算[2, 6],从2022年开始,1.5度目标的剩余碳预算仅为420 Gt。相当于目前全球约11年的碳排放量;而2度目标的剩余碳预算仍为1065 Gt,相当于目前全球约28年的碳排放量,2度目标的剩余碳预算是1.5度目标的2.5倍。因此,实现1.5度目标所需的减排强度、资金投入和转型难度是2度目标的数倍。

1.5度目标和2度目标下的全球碳预算(单位:Gt二氧化碳)。 1.5 度的目标碳预算对应于 50% 的概率。 2度目标的碳预算对应的概率为67%(符合巴黎协定“远低于2度”)。数据来源:2021年全球碳预算[6]、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2]

适当的温升控制目标(即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在长期气候变化的自然风险和短期系统减排的过渡风险之间谨慎平衡。这对科学家或气候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以IPCC报告为例,气候变化研究分为三个部分:自然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气候变化减缓。这种分类虽然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会使这三部分的工作相对独立,使得总结三部分研究评估不同温升控制目标对气候影响的难度和减排难度加大。迄今为止发表的其他学术论文和智库报告也大同小异。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关注减少排放的难度,要么关注气候影响。很少有人将两者统一起来。

一些气候经济学模型试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寻找所谓的“最合适”的温升控制目标,即气候变化在该温度下的负面影响等于将温度控制在该水平的经济成本和继续减少排放。成本(等额利润)。这类模型的代表是由耶鲁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团队开发的动态综合气候变化(DICE)。 [7]。然而,由于对气候变化危害和减排成本的估计高度不确定,此类模型一直存在争议[8]。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扩展了“减排成本”的概念:除减排所需的系统成本外,快速减排造成的就业损失、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高排放行业的影响等都对“减排成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虑[9]。然而,将如此多的因素同时加入模型中,在实际操作中实际上面临着深层次的挑战。比如,减排的不同收益和风险能否在尺度两端进行比较? (例如,X%的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于Y煤电厂工人的裁员)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哪个温度控制目标才是真正的“最优解”。但我们可以估算出全球气温上升对人类的安全范围:至少如果人类继续目前的高排放发展模式,气候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人类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即使无法获得“最优解”,人类也应尽快采取行动控制全球气温上升,以免造成灾难性后果。

你在等大规模的负排放吗:

一场人类命运的赌博

除了确定长期的温度控制目标(累积排放量)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规划排放的时间分配,这需要选择负排放技术的使用范围。

负排放技术是指一种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技术,如具有碳捕获和储存的生物能源(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BECCS)和净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土地利用、AFOLU)等。

负排放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减排可能:即前期可以放慢减排的步伐,甚至可以排放更多的排放,既定的温度目标(英文称为“overshoot”) ) 可以在短期内超过。后期会大规模使用负排放技术,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让温度再次下降。在图1所示的直升机策略中,如果短时间内超过1.5度对应的碳预算,温度会上升到1.6度或更高,然后利用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技术在几十年内将温度恢复到 1.5 度。

大多数综合评估模型 (IAM) 设计的减排路径更喜欢负排放技术。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采用综合评估模型计算出的最优减排路径中,负排放技术对于实现1.5度和2度目标至关重要。在他们设计的路径中,实现本世纪1.5度和2度目标所需的本世纪累积负排放量在400-1600 Gt和250-1150 Gt之间;相比之下,目前全球当年的碳排放量仅接近40.Gt[10]。如果采用这些模型推导出来的路径,世界必须在本世纪下半叶大规模部署负排放技术,以弥补短期减排。

这些综合评估模型之所以偏爱负排放技术,并不是因为使用负排放技术减排一定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而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假设。这些模型通常假设:

1 负排放技术可以成熟并在未来大规模使用;

2 因为货币的时间价值,同样的钱在未来会更不值钱(贴现率),后期减排的成本自然低于前期减排的成本;

3 模型将1.5度和2度目标解释为到本世纪末(即2100年)实现相应的温升控制,但不限制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即允许超调。

对于如何解读这些严重依赖负排放的技术路径,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使用负排放技术作为保险政策或自下而上的政策。即当碳减排达不到预期时,采用负排放技术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避免发生灾难性气候事件。另一方面,不少研究人员认为,负排放技术尚不成熟,对环境和人类社会还有许多未知的影响。正如 2016 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负排放技术不是保险单,而是一场不公平和高风险的赌博”[11]。

以生物能源结合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为例。即使未来成本继续下降,这项新技术的大规模部署将如何影响土地利用、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仍然是未知数。

此外,依赖负排放技术的道德风险也非常明显,因为负排放赌博的成功导致的收益和失败的分配存在强烈的不平等。如果负排放技术的博弈成功,世界将受益,或者更有可能是开发这些技术的发达国家;但如果赌博失败,更多的小岛国和热带发展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破坏。国家。

为了解决模型中假设不合理导致的偏好负排放,2019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论文提出,综合评估模型应该重新解释1.5度和2度的目标,不再仅仅关注2019年的气温。世纪末。应限制最大温升(峰值升温),以减少对负排放的依赖 [12]。基于这个想法,近期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尽快减排而不是依赖负排放技术(即选择蓝/绿路径而不是黄色路径)可能是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的更好选择。目标。

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尽快减排还是未来依赖大规模部署负排放技术,首先是减排投资的时间偏好问题。如果我们早点减排,那么现在就需要加大对低碳技术的投入,但未来不需要部署大量的负排放。技术的开发利用,未来可能需要部署大量的负排放技术,所以是“近期省钱,长期花钱”。研究表明,选择提前减排以实现1.5度和2度目标,将导致近期全球GDP损失0.5-4.8%和0.1-1.6%。但由于避免了未来对负排放技术的大规模投资,长期收益将减少。绝对值会高于近期的相对损失[13]。

除了投资的时间分配,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超调”的自然风险。最近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允许超调温度在1.5度目标下上升到1.55-1.66度,将大大增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风险[14]。特别是热浪等极端天气的尾部分布很长,这意味着虽然平均气温只上升了一点点,但极端热浪的频率和时间会明显增加。而这些影响会因为超调而持续几十年,直到负排放技术成功将地球温度拉回1.5度才会停止。

因此,是否允许对冲还需要权衡减排的投资成本和“超调”的自然损害成本。研究发现,由于路径优化和自然损害货币化的巨大不确定性,很难完全比较哪种路径更经济[14]。尤其是对于1.5度等难度较大的减排目标,很难判断是过冲好还是过冲好。但对于1.8-2.0度等相对宽松的目标,早期减排的收益一般更大;并且由于目标较为宽松,实现这些目标基本不需要或只需要少量超调。

提前减排或后期减排:

龟兔赛跑背后的顶级设计

如果对于给定的允许累积排放不允许超调,哪个更好,早还是晚?

在不允许超调的前提下,实现1.5度目标需要2030年碳排放减半,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2 度目标要求在 2030 年减少约 25% 的碳排放,并在 207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4]。为了实现1.5度或2度的目标,不允许超调的早期和晚期减排必须在本世纪中叶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因此,此时的提前减排和后期减排的区别不是赌未来是否会产生革命性技术,而更像是未来20-40年规模的“微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减排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行动,逐步减少排放,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净零排放;后期减排是指短期内不下大力气减排(甚至不让碳排放量进一步增加),未来将进行更激进的减排。前期的减排路径可以为后期的减排争取一定的空间,但近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风险。

2020年12月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篇论文用“龟兔赛跑”来比喻这两条减排路径[15]。

研究人员在2度目标下为欧洲电力和供热两个行业设计了减排路径。早期缓慢的减排路径(乌龟战略)要求从今天开始减少排放,五年内减少30%左右的碳排放,最终到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另一种是迟到且紧迫的路径(兔子战略)让过去五年的碳排放几乎保持不变,但要快速减排,最终在2040年达到净零排放。

研究发现,在同样达到2度目标的情况下,乌龟路径的减排成本比兔子路径低5%。这主要是因为,在研究涉及的电力和供热行业,电力行业的减排相对容易且成本低廉(因为风电和光伏的成本大幅降低)。因此,乌龟战略虽然在短期内(近五年)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但减排的额外成本并不是很高;相反,由于兔子战略一开始透支太快,加上剩余的碳预算,到2040年必须达到净零排放。到2040年,减排任务从电力部门转变,更容易减排排放,到了更难减排的供暖部门。因此,兔子策略将不得不支付更大的额外成本。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早期减排相对于后期减排的优势:优质钢材应用在前沿,宝贵的碳排放信用应留给减排难度较大的经济部门和生产活动。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世界不应将宝贵的剩余碳排放预算“浪费”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减少排放的部门(例如文章中提到的欧洲电力部门)。只有尽早行动,节约碳排放信用,才能为难以减排的行业和活动争取一定的减排空间。

就欧洲而言,以早期减排换取的成本降低并不显着(5%)。这主要是因为在文章的框架内,欧洲这两个行业的减排技术(风电、光伏、热泵等)已经基本成熟,未来成本降低的空间不大。但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提前减排可能带来新的机遇:提前减排节省下来的碳预算可能会换来技术学习和进步的时间,也可能等待形成对政治和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达成共识的机会。同时,如果推迟减排,可能会建设一些高碳排放的基础设施(如燃煤电厂)。这些新建的高碳排放基础设施往往需要运行数十年,这将对后期进一步减排提出更大的挑战[16]。

从碳成本到碳机会

用好窗口期提前减排

在实际的气候政策中,最优减排路径更像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减排不会“一劳永逸”,也没有蓝图可走。科学研究需要综合识别和估算不同转型路径下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为决策者的灵活应对提供完整信息。此外,每条曲线背后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不同的技术路线对应不同的投资需求、环境影响和社会效应。当前气候政策最有价值的部分仍然是专注于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寻找最有价值和应该做的无悔或稳健的气候政策。

我们的讨论指出,考虑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能源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负排放技术的巨大不确定性,尽早采取行动似乎是一个更安全、更容易、更经济的短期选择。

目前,各国的气候政策显然没有遵循提前减排的思路。研究普遍表明,如果各国在2030年按照当前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当前气候减排强度,全球长期温升仍将超过2度;最好的情况是,各国在本世纪中下半叶全面履行净零排放承诺,预计全球气温上升1.8度左右[17,18]。虽然我们可以对过去二十年气候行动的结果感到高兴——人类距离最坏的气候灾害情景已经足够远了,但我们也应该知道,还有改进的空间——人类距离最坏的气候灾害还很远。最佳气候情景 任重而道远。

对中国而言,讨论“提前减排”和“后期减排”的现实政策意义在于,未来十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时间和高峰时间问题。年。中国未来十年的碳减排行动,对于中国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对于全球实现《巴黎协定》升温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指出,碳达峰和碳中和双重碳目标具有“这个快,另一个快,这就是”的辩证关系。低则易,此慢彼难”。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坚持“不耽误、不急”的原则,“不急”是“不耽误”的前提和前提[19]。

近期发表的中国碳​​减排研究也指出,中国若要走上满足1.5度和2度要求的减排路径,必须尽快达到碳排放峰值和峰值。低 [20,21]。因此,中国也面临龟兔赛跑的选择:如果未来十年不大力控制碳排放,未来三年减少碳排放的难度将大幅增加。为避免浪费未来十年减排战略机遇,我国需加强双碳目标顶层设计,加快出台二氧化碳总量控制计划,明确时间以及对 2030 年之前碳排放峰值的高度预期。

总的来说,制定碳减排路径是一项在巨大不确定性中谨慎平衡的任务。正如美国著名生物学家EO Wilson[22]所指出的,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其根源在于短期。价值与长期价值的冲突。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选择短期价值判断并不难;而如果讨论长远的未来,世界很容易形成一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将两者统一起来非常困难;解决环境问题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统一的、人类环境伦理框架。

注 1:感谢 Denise Mauzerall 和 Liu Hongxun 对本文的讨论。

注 2:E.O.威尔逊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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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刘尚伟是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博士生,邱明浩是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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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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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tthews, H. D.、Gillett, N. P.、Stott, P. A. 和 Zickfeld, K.(2009 年)。全球变暖与累积碳排放的比例。自然,459(7248),829-832。

2 IPCC AR6 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2015 年 12 月 12 日

4 IPCC,2018 年:全球变暖 1.5°C。

5 Burke, M.、Hsiang, S. M. 和 Miguel, E.(2015 年)。温度对经济生产的全球非线性影响。自然,527(7577),235-239。

6 Friedlingstein, P., Jones, MW' O'Sullivan, M., Andrew, RM, Bakker, DC, Hauck, J., ... & Zeng, J. (2021)。 2021 年全球碳预算。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讨论,1-191

7 Nordhaus, W. D. (1993)。掷骰子:控制温室气体的最佳过渡路径。资源与能源经济学,15(1), 27-50。

8 Moore, F. C., & Diaz, D. B. (2015)。温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采取严格的缓解政策。自然气候变化,5(2),127-131。

9 Gambhir, A., George, M., McJeon, H., Arnell, NW, Bernie, D., Mittal, S., ... & Monteith, S. (2021)。温室气体排放路径的近期过渡和长期物理气候风险。自然气候变化

10 碳简介。 (2018)。问答:如何使用“综合评估模型”来研究气候变化。 https://www.carbonbrief.org/qa-how-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s-are-used-to-study -climate-change

11 Anderson, K. 和 Peters, G.(2016 年)。负排放的麻烦。科学,354(6309),182-183。

12, J., Huppmann, D., Krey, V., Riahi, K., Clarke, L., Gidden, M., ... & Meinshausen, M. (2019)。巴黎协定长期温度目标的新情景逻辑。自然,573(7774),357-363。

13 Riahi, K., Bertram, C., Huppmann, D., Rogelj, J., Bosetti, V., Cabardos, AM, ... & Zakeri, B. (2021)。在不超调的情况下满足严格的气候目标的成本和可实现性。自然气候变化,1-7。

14 Drouet, L., Bosetti, V., Padoan, SA, Aleluia Reis, L., Bertram, C., Dalla Longa, F.,... & Tavoni, M. (2021)。净零排放途径降低了气候变化的物理和经济风险。自然气候变化,1-7。

15 Victoria, M.、Zhu, K.、Brown, T.、Andresen, GB 和 Greiner, M.(2020 年)。欧洲能源系统的早期脱碳是有回报的。自然通讯,11(1), 1-9。

16 Tong, D.、Zhang, Q.、Zheng, Y.、Caldeira, K.、Shearer, C.、Hong, C., ... & Davis, SJ(2019 年)。现有能源基础设施的承诺排放危及 1.5 摄氏度的气候目标。自然,572(7769),373-377。

17 碳简报。 (2021)。分析:COP26 是否承诺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C 以下? https://www.carbonbrief.org/analysis-do-cop26-promises-keep-global-warming-below-2c

18 Sognnaes, I., Gambhir, A., van de Ven, DJ, Nikas, A., Anger-Kraavi, A., Bui, H., ... & Peters, GP (2021)。对当前减缓努力的长期排放和变暖影响的多模型分析。自然气候变化,1-8。

19 清华大学新闻。 (2021),李政: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坚持“不拖沓、不着急”的原则。 https://www.tsinghua.edu.cn/info/1662/88268.htm

20 项目综合报告写作组。 (2021)。 《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综合报告。中国人口资源环境, 30(11): 1-25.

21 Duan, H., Zhou, S., Jiang, K., Bertram, C., Harmsen, M., Kriegler, E., ... & Edmonds, J. (2021)。评估中国为实现 1.5°C 升温极限所做的努力。科学,372(6540),378-385。

22 威尔逊,E.O.(2002 年)。生活的未来。优质的。

制版编辑|卢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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