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期主讲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
研究所所长
Dr. Guangyu Wang
客人简介
王光宇,甘肃人,2000年7月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6年12月获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6年获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8年7月,2014年10月获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院长、中软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董事会成员、吉林大学董事会成员,长江商学院金融学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理事。 ──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校友会会长。
着有《负利率:黄金销售和货币狂潮时代》、《新实体经济》、《先行者:中国股权投资》、《2049智能崛起》、《知识管理:影响和改进策略研究”。曾荣获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家、中国杰出股权及风险投资家杰出成就奖、中国TMT行业十大投资人物、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杰出青年投资人等多项荣誉。
碳中和是新的全球价值共识:各国不仅要快速发展经济,还要建设可持续和高韧性的社会,尽快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避免人居环境恶化的可能温室效应造成的。中国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人类气候合作领域的里程碑事件。金融如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是重点、难点和热点。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金融业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如何积极拥抱这种深刻的变化?金融机构应深入思考如何支持碳中和。
●零碳金融
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碳中和的范围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思维中,需要研究判断金融业如何支持绿色转型的责任和实现路径。结合当前商业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绿色金融、碳金融和转型金融。这三个领域的积累、调整和发展,将构成新的金融生态——“零碳金融”。
绿色金融的概念定义严格,国际共识明确,这决定了其规模和覆盖面有限。绿色金融的主要产品是银行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前者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清洁能源,后者主要投资于国有企业。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但整体规模相对有限,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碳金融主要是指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金融市场业务。目前,各界对碳金融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碳权、碳汇、碳配额等碳金融的专业术语和讨论也如火如荼。在多年试点的基础上,我国正在设计和启动明确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并出台了相关制度安排。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已经起步,要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参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转型金融是“碳中和”目标确定后金融业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目前业界尚未就其定义达成一致,相关研究也刚刚起步,但总体而言,转型金融是构建绿色低碳产业、清洁高效能源和可持续商业体系,金融市场要做好主业调整。为实现“碳中和”,不仅将资金投入到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的“绿色金融”和“碳金融”中,更是有价值。金融业面临的总体挑战是:有大量传统的不洁、绿色、非低碳,但正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市场和机构应该如何应对?除了扩大绿色金融的份额,非绿色金融业务系统和服务部门还能做什么,是否需要调整?答案其实很明确。与绿色金融、碳金融相比,转型金融面临诸多挑战、规模巨大、压力巨大。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提供的能够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具有主动调整性质的主要经营行为,主要体现在直接融资的绿色投资(股权融资)上。部门和间接融资部门。有针对性的转型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和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因此凸显其重要性。 2020年全球将排放约510亿吨准CO2,其中工业(钢铁、水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运输将占16%,住宅(温度调节)将占7%。大多数是来自传统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为他们提供低碳导向的绿色投资和可持续信贷,推动他们实现“绿色洗涤”、“绿色洗涤”、“绿色染色”的转型,最终走进绿色经济的殿堂。研究仍需深化。
●绿色金融
系统前景广阔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成熟的金融机构利用成熟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动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品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化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加强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多年来,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出台多项制度,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向绿色领域。 2017年,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相关部委联合发布了最新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初步建立。
绿色金融有几个深层次的问题:如何定义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色与否)?如何进行绿色评级(绿色程度如何)?所有绿色企业都同样绿色(持续多长时间)?此外,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也比较浅。给一组绿色信贷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但仅占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此外,绿色债券发展迅速,但占比很低。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2020 年全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 2695 亿美元。中国153家主体发行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11.9%,仅占同期中国债券余额的0.4%左右.
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更加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使金融机构能够快速准确地定义绿色项目认证;二是金融机构要增强绿色项目识别能力,提升业务能力。解决项目认定绿色度弱,导致投资和经营意愿不强的问题;第三,绿色金融体系应进一步创新,开发更多工具和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四是绿色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需要加快完善,包括完善市场准入、项目开放、风险登记、对冲补偿等制度。
●碳金融
创新交易,强力减排
碳金融作为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金融业务,在市场设计中逐渐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实现。根据自2021年2月1日起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权,以及碳排放权。是碳排放权的数量。企业作为载体可以在碳市场上自由交易,转让其持有的超额配额并获得一定收益,投资者也可以按照规定参与碳排放权的交易。
目前,碳排放权市场正式进入第一个合规周期,相关法律法规对碳排放权的定义较为狭义。广义的碳排放权包括碳配额和碳信用:在碳排放配额机制中,政府直接通过设定限额的方式限制重点企业的排放,以减少其排放总量为目标;在碳信用机制中,政府允许企业减排或创建减少温室气体的项目,从而产生减排证书,抵消碳排放配额,增加碳汇总量。
碳市场可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指政府与重点排放单位之间的交易,二级市场是指重点排放单位之间或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目前,一级市场的碳排放配额由政府免费发放。因此,碳定价机制体现在二级市场上。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确定交易模式应采用协议转让和单向招标的方式,与其他商品的设立方式一致现货交易所。目前确定的交易地点为上海,结算机构在武汉,CCER(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和国家碳排放配额抵消登记在同一系统,中国碳金融市场已于2021年7月正式启动。除排放权交易外,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碳金融衍生品、期货、质押融资等领域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
发展我国碳金融,首先不仅要确定重点企业的排放配额,还要建立排放源可追溯机制。只有建立排放源的可追溯机制,才能对交易界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二是要培养碳金融交易的基础能力。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涉及的主题很多。目前,交易环节、交易方式和交易程序都比较复杂。政府、企业或投资者适应的时间较长,能力的培养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只有市场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更多的企业参与到高效的碳权处理中,更多的投资者从碳金融交易中获利,这个领域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当然,也要避免出现“蜂拥而至”迅速消失的现象。三是要进一步丰富碳金融产品。未来要加快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包括期货、衍生品、融资产品等,可以进一步试点推广,引导企业获取适合自身特点和需求的碳金融产品。
●转型金融
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零碳能源成本短期内没有大幅降低的可能,传统能源成本上涨空间也不大。因此,一方面要发挥转型金融(包括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的绿色投资作用,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的零碳和低碳技术以及突破性领域。比如能源和制造,让零碳排放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及时改变传统的能源成本定价,甚至推动兼并整合,最终提高整体能源效率。
转型金融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绿色股权投资和可持续信贷均具有良好的商业前景。绿色投资和可持续信贷可以聚焦三个主战场:推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助力制造业转型和减排,推动农业科技和现代化。
一是推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世界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现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预计2030年将达到30%。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9.3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2.4%。比例为29.5%。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占我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50%以上。预计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2/3左右,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比重将超过50%。
二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减少排放。在我国制造业中,六大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制造业、非金属矿产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焦化和核燃料加工业 加工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这些行业的转型、减排空间和难度都不小。这些行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如果转型金融发挥作用,将是六大产业实现能源应用转型和减排的最大机遇。
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科技化。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习惯没有改变,养殖业、堆肥、氮肥的过度使用、森林砍伐、焚烧等都会造成复杂的排放问题。转型金融可以积极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产业振兴,在动植物资源与养殖、新技术营养产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农业服务创新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股权投资“点绿入金”
催化碳中和技术
转型金融最大的价值空间在于股权金融机构实现全面战略“绿色”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孵化和创造多少碳中和技术,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股权金融部门要明确“点绿入金”的规划和战略,让更多的长期资金投向前沿研发和开拓领域,推动碳减排和零碳创新技术。
碳减排技术是一种降低能源消耗的技术,可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碳减排技术需要大量的长期资金投入和众多技术人员和企业的持续商业化和大规模使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零碳技术的想象空间更大。在能源转型方面,目前氢能的前景相对乐观,其储能密度高于电动汽车锂电池。但氢相关技术尚不成熟,在绿色制氢、液化、储存、燃料电池、安全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船舶和飞机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创新企业才能继续前进。然而,未来科技的想象是无穷无尽的,零碳技术可能会有颠覆性的突破。
由此看来,股权金融在“点绿入金”上的成功,是支撑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除了风险投资,股权、并购等金融资本也会关注低碳企业的整合并购,限制传统能源技术的应用,为优秀的绿色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动力。即使对于纯粹的市场投资者来说,气候变化也关系到长期投资价值的保全,而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投资机构无法通过简单的分散投资或撤回投资来规避风险。因此,股权金融机构需要主动出击,尽快“转绿”。通过积极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负责任的投资管理,他们可以设定净零目标,抓住转型机遇,有机会实现整体投资价值的长期提升。
强调数字减排
弘扬企业家精神
最终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必须通过政策、技术和市场的共同努力:政府发布科学政策,科研部门提供创新技术,企业家提供市场和商业发展。其中,实体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借助数字化工具来提高效率和减少排放。同时,要推动企业家精神、创新技术和产品服务,最终实现经济低碳绿色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数字化浪潮给全球每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样,数字化转型为减碳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除了数字化支持金融部门建设碳市场、促进碳交易、核算碳足迹、提高市场效率等补充效益外,数字化减排体现在减少数字化行业自身碳排放的直接效益上,以及促进其他行业减少碳排放。间接利益。
从直接效益来看,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更加关注减排和污染防治领域,将长期在中国数字经济中发挥最大、最具潜力的产业地位,尤其是在以下领域智能制造、智能农业和移动智能。 ,减排积极性高。下一步,如何发展能耗更低的数字产业,更好地规划、建设和运营数字城市网络,以及如何依靠人工智能(AI)提高能耗管理,都是未来排放的研究方向。减排和低碳发展。
在间接效益方面,数字化可以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改善能源配置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替代程度,提升传统能源消费效率。数字化也可能有助于建立能源互联网和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的价值在于,通过应用数字技术,生产者可以更快速、更灵活地生产和储存能源,通过全球数字化运营,能源网络(电网)可以降低成本;在输电领域,依托智能化,网络化模式优化输电能力;能源用户可创新商业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在能源消费服务的各个环节,多种市场参与者可提供一系列绿色节能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实现能源生产全链条的绿色转型和消费。
企业家是金融服务实体和投资注入实体的关键。企业家在双碳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推动零碳产业的大规模应用,引导长期资本投资于改变未来的技术——在碳中和中,企业的作用非常特殊,企业家精神尤为重要。如果没有企业或企业家的参与,碳中和可能仍然是一个口号。
当前,“碳中和”政策、法制和发展环境正在完善,新一代企业家要以更强的使命感响应国家号召。低碳技术发展、数字化转型和零碳金融赋能,为企业开展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了高水平舞台。站在创业者的角度,可以“重来一遍”:重做数字化转型是重新定义客户、产品、品牌、渠道和利益相关者,而重做低碳转型需要节能减排、创新产品、推动在低碳消费行动中,我们将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打造新的商业模式。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正处于合作的特殊时期。企业家肩负着连接本地与国际市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责任,应把握国际气候合作的好主题,努力工作。只有更多的创业者参与进来,才会有更多的转型金融和“零碳金融”倡议涌现,更多创新和颠覆性的技术发明涌现,才能发展出更多绿色可持续的企业,才能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经济。发展才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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