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张礼立：数字化推动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现在是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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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中国虽然遭遇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也面临着促使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机。对此，作者针对经济计划的制定提出了三项原则，从而鼓励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提高全体公民福利。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数字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张礼立，文章来源于"经观"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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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发起的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投入到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而在这些领域中增加的投入势必会带动中游的建筑和运输等产业，以及上游的钢铁、煤炭、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这些中上游的产业都能够接纳大量的产业工人就业。4 万亿基建投入由此被寄予撬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杠杆”重任，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扩大就业，从而实现振兴整个国民经济的目的。

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财政投入占大头，以国有企业为主力的体制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产业过度扩张，最后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于是中国被迫发起持续至今的以“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僵尸”为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消除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遗留下来的产能过剩、杠杆高企和僵尸企业盛行等问题。基于同样的原因，2013 年以来中国不得不启动以所有制混合为特征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此解决出现了产能过剩、效益下滑后， 传统国有企业暴露出来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从而焕发国企活力。

实际上，在新基建涵盖的七大领域中，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在性质上依然属于传统的“铁公基”范畴的旧基建。高铁过去十年在中国快速发展，代价便是形成了庞大的债务，这无疑为今后高铁保持良性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隐患。因而在疫情过去之后，如果确实希望增加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方面的投资的话(例如，第二条京沪高铁)，便需要积极思考和认真面对如何平衡债务和发展的关系，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率的铁路服务组织方式的问题。

除了在性质上依然属于旧基建的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以外，还应当看到，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具有新基建“硬核科技”典型特征的 5G 基站建设、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其实并不具有传统“铁公基”的经济杠杆撬动作用。它们中的一些产业属于中国基础战略性产业，在业务开展范围上属于牌照管 理的高管制行业，因此在产权性质上必须由国有控股;而另一些产业需要大量、 持续和长期的前期研发投入和积累，进入门槛非常高，不是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就可以大干快上的。

可以将上述这些产业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产业可接纳的企业数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这些产业基于网络外部性所形成的半自然垄断属性，因此在一个产业内并不适合引入太多的竞争性企业; 另一方面，这些产业能够接纳的就业人数非常有限，因为这些高科技行业对员工素质有很高要求，进入门槛也很高，相关技术人才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很短缺的。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新基建项目都适合财政投入，更何况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投入的空间非常有限。近年来，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中国围绕新能源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财政补贴政策，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新能源产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对于新能源发展配套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不能继续采用以往仅依靠财政补贴的发展策略，而应当鼓励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从提升服务质量的角度，完善配套设施，因为这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不仅有一个投入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运营维护的问题，后者才是行业发展的根本。

为了抑制疫情后经济下滑趋势恶化，经济计划制订应当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原则。

第一，相关经济政策应当惠及尽可能多的企业和个人，而非仅仅一部分企业和个人;第二，应当通过政策引导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潜在资源积极参与，而不能仅依靠政府财政的有限支出和国有企业唱独角戏; 第三，在新的经济政策下，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应以持久有效的形式组织，而非得过且过的短期行为。

当前一些学者所建议的新基建领域的财政投入只能使其中一部分产业和个人受益，同时接纳就业、拉动经济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按照上述三项原则，为抑制经济下滑趋势和疫后重建，以国有企业混改、降低甚至取消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和结构性减税三个方面为内容的结构性改革也许是政府应该考虑的经济计划。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可以促进国企经营机制的转变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为民资进入传统管制和垄断行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更加广阔的空间舞台。为了激励民资参与混改的积极性，在国企混改实践中应当建立公平公正和竞争中性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关键是使新引入的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形成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并通过委派董事参与董事会的方式，形成保障自身投资权益的正常途径和制度安排。降低甚至取消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既可以减少政府财政的大量投入，又能够最大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参与到疫后重建中。例如，在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中，可以在持股比例上允许社会资本有更大的突破，从而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过去的杭绍台铁路建设因为允许民资持有更高的比例而吸引了民资的大量投资。

此外，要想解决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的问题，除了公共卫生投入需要依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外，医疗服务领域可通过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允许更多的民资和外资进入，以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而且引入竞争将有助于相应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收费价格。

结构性减税是在减轻企业和个人总体税负的基础上，通过税收的结构化调整，减少可能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和增加企业市场供给的税收征收范围和征收幅度。通过结构性减税可以使大部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增加消费，刺激需求，同时使大部分企业税负水平降低，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以刺激企业生产积极性，增加市场供给。例如，为了应对因石油价格波动导致新一轮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想到的便是下调薪资税， 这将使得大多数人受益，再有就是针对性地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行业提供“极具实质性的纾困措施”。

由此可见，上述三项政策的核心便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建立竞争中性的经济发展政策，从而鼓励社会资本尽可能深度参与，以此最大可能地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福利。因此，疫情后的中国虽然遭遇经济下行趋势中重建的严峻挑战，但是也面临着促使中国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机。

图文编辑：曲汶睿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