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古智库
东瀛践闻
(2022第3期)
疫情下日本妈妈们的“愧疚感”从何而来
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飞
撰写

日语教室的沟田老师居然请假了。她女儿的小孩得了中耳炎,同时保育园又因多个班级出现确诊病例而休园,加上女儿忙于工作分身乏术,没办法每天陪孩子看病打针,于是带孩子的任务落在了沟田老师身上。
“我女儿学的是海洋学,主要工作是勘察地震的震源,就是坐着那种水路调查船,沿日本列岛的水域环行一周,探测和统计洋底的各种数据啥的。唉,一走就一个多月,现在地震这么频发,每次她一出海,我就提心吊胆的。她工作好是好,可孩子还这么小,又要照顾孩子,又要顾及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我想着是不是劝她把工作辞了,专心在家照顾孩子更好呢?”
沟田老师这样向我们解释她的想法。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以来,不断有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疫情蔓延而被迫临时关闭,更多的职业女性发现自己很难再像从前那样:早上将孩子往保育园等日托中心一送,就可以正常地投入一天的工作之中。
疫情带给女性的消极影响更甚
从育儿角度,新冠疫情带给日本女性的负担和消极影响更甚于男性。这不是身边的几个个案,而是有调研和统计数据支持的结论。
2020年4月,日本宣布第一次紧急事态,据厚生劳动省统计,当月女性就业人数较前月减少70万人,男性则减少39万人。非劳动力人口,包括以家务为业、学生、失去劳动能力等未就业且无工作意愿的人口,女性增加64万人,男性增加25万人。在就业者中,休假及缺勤人数,女性增加了198万人,男性增加151万人。
相比男女差距,在女性之间,是否有需要照顾的子女对就业率的影响更大。2020年1月,日本有配偶且最幼子女未入学或就读小学的女性的就业率为0.17%,与有配偶但无子女的女性(0.25%)的差别并不明显,但是到了4月份,她们之间的就业率差距骤增:有育儿负担的女性就业率降至-3.49%,与无此负担的女性(就业率-0.32%)相差10倍。比就业率差别更为显著的是非劳动力人口的比例,2020年1月,有配偶且育儿女性中,非劳动力人口比例为0.17%,有配偶无子女女性为-0.04%,到4月份,前者的比例增至3.59%,后者为0.2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原来差距拉开的这段时间,日本几乎所有学校都因疫情原因关闭,全国规模的停课从3月初持续到5月末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在此期间,考虑到有保育需求的家庭,厚生劳动省原则上要求保育机构继续开放,但随着第1波疫情的扩散,由于园内感染而导致的临时闭园的保育机构数量高峰期间达到168所。
从统计数字上看,像沟田老师女儿那样,坚持工作并且能找到育儿帮手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的女性选择了退出就业,甚至变成职业家庭主妇成为非劳动力人口。而休校和闭园带给育儿女性的负担,则是影响这一群体就业率、完全失业率和非劳动力率的主要因素。
根据OECD的数据,2016年日本女性用于日常家务劳动、购物、育儿等无偿工作的时长是每天224分钟,是男性(41分钟)的5.5倍,其差距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疫情对有子女家庭的影响之一,是夫妻双方投入无偿工作的时长都有所增加。
内阁府的调查显示,2020年4~5月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期间,约有25%的男性回答在家务和育儿时间上有所增加,女性的数字则是31%。但是,男女在家务和育儿负担上的差距并未明显减少,2020年,女性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长达到5小时42分,男性则为1小时5分。
妈妈们的“愧疚感”
休园使得原来由社会承担的一部分育儿功能中断,身在职场的妈妈们不得不把孩子接回家里,一边在家办公,一边照看小孩。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女性中感叹“对子女、对家庭抱有愧疚之感”的声音多了起来。
《日本经济新闻》的“女性经济学”栏目,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整理了621名家有学龄儿童或婴幼儿的职场妈妈们的答复。其中74%的妈妈表示,“由于自己的职业女性身份,在平衡工作与照顾孩子等家庭生活方面,时不时地,会有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老公的‘愧疚之情’(Mommy Guilt,マミーギルト)”。
“就因为我一直工作,让我的孩子跟着受苦了。”这是一位住在东京的30多岁的女职员,有个10个月大的孩子。在奥密克戎蔓延势头猛烈的时候,保育园休园,她不得不居家办公的同时还照看孩子。开视频会议时,她只好把孩子放在婴儿车里,推到隔壁房间。结果,经常是这边开着会,那边找妈妈的哭声震天。“我当时真是充满了愧疚感”。
在这些怀有“愧疚感”的人中,35%的人回复:“疫情的缘故,这种感觉比以往来得更深刻”。
“孩子过来跟我说话,工作中的我不得不推开他。”“居家办公的时候,我只得让孩子整天看动画片,这样她才能老实待着。”“我总加班,来不及给小孩做晚饭,或校外补习所的便当,感觉我因为工作而牺牲了太多家庭。”“我没有时间做那种好吃的手工料理,只能在超市买些现成的。我真是一个糟糕的母亲。”“当我的次子在日托中心被感染时,我第一次产生了‘要是我没有去工作(而是做全职妈妈在家里照顾他)呢?’这种自责的心理。”
这种愧疚感和自责心理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家庭主妇自杀率的增加。2020年,日本男性自杀人数较2019年减少23人,相比之下,女性增加935人,而其中,家庭主妇自杀人数增加261人,增幅列各职业群体之首。
为什么是“愧疚”而不是“愤怒”?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得往前翻一翻故纸堆。
日本学者山中永之佑在《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与“家”制度》一书,追溯了当年明治政府建立的构成家庭制度基础的“户主制度”:一家的男性家主作为顶梁柱(大黒柱),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列在户籍的首位,是为“户主”,其下依次表明各家族成员的血缘或姻亲关系,直系长辈男性亲属在上位,旁系小辈女性亲属列在下位。
在全职家庭主妇诞生的大正年代(1912-1926),当时的育儿手册宣讲:“育儿最好由母亲一人独力完成”,“如果母亲在孩子幼时不亲自全心养育,就会对其未来的人生产生负面影响”。
二战后,虽然户主制度消失了,但“最好是由父亲支撑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其他家庭成员则应该设身置外”这样的思想形态仍旧遗存下来。所以,即使现在,对“老公、丈夫”的称呼,仍旧是“主人”、“家主”或者“老爷”。
195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男性集中精力干工作,扶老携幼的任务则交给女性,这种观点和思考方式渐渐地流行于大众家庭之中,家务和育儿也就彻底成了女性的责任和义务。惠泉女学园大学校长大日向雅美说,“即使男性和女性接受平等的教育、平等的工作,他们仍旧深受此种精神遗留的影响。这种差别对待,正是造成今日之苦涩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项能够左右日本女性工作与生活方式的“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在中曾根康弘内阁下建立并稳固下来。那个时期,日本女性的主要生存方式大致分为三类:全职主妇、小时工、职业女性。“第3号被保险者”说的是,如果妻子一年收入不超过130万日元(约合6.8万元人民币),那么其配偶加入社会保险的话,就不用为妻子缴纳养老金、医疗和长期护理保险费。但如果妻子年收入超过130万,配偶就要多支付20万日元(约合1.1万元人民币)的社会保险费。所以,很多女性结婚后选择不工作,当全职家庭主妇,或者安顿好小孩后抽时间打打零工,但要把年收入控制在130万日元之内。
总之,这是一项把女性“绑”在家里的制度,为的是让女性支持长时间在外面工作的丈夫,当好“贤内助”。如果选择做职业女性,辛苦不说,还要多交税,莫不如“顾好家”,照顾好老公和孩子,将来65岁之后,就可以享受“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赋予的全额养老金了。
从明治时代以来一点点形成的这些社会结构性因素,决定了上世纪日本女性的主要角色定位是“母职”和“内助”。虽然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那些时代的人们为了应付自然和社会挑战而演变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至今仍表现出很强的惯性和韧性,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轻易改变。
所以,当疫情发生,对于同样居家办公却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对一日三餐和孩子哭闹置若罔闻的“队友”,主妇们的第一反应为何不是“愤怒”,而是“愧疚”,自然可以理解几分。
日本主妇山田夫人的判断
有次在与我同世代的邻居山田夫人聊天中,不知怎地提到了福原爱——羽生结弦之前的中日民间友谊最大公约数——的婚变。她认为,不管是不是事出有因,日本这边几乎一边倒的批判之声,主要出于对她放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家,自己却与男性友人在外面散心逍遥这一行为的不满:“妈妈当然是辛苦的,但是不能为了自己开心,就不管孩子啊,很多妈妈看了新闻,都说自己也很想出去玩,但首先得顾好孩子。”
山田夫人一向温柔,突然这么遣词,我还蛮惊讶,问她:“与女性相比,福原爱在日本男性中更受欢迎吧?尤其是她长得那么可爱。”山田夫人回答说,“她虽然一路可爱到大,但她的内里似乎挺强势的,感觉不是那种愿意聆听的‘家庭型’。这次‘不伦’事件出来前,她在日本还是女粉丝更多吧。”
我的这位邻居是典型的日本主妇,其丈夫山田先生在一家大公司任高管,因为工作的关系,在全日本各地转岗,前年她也跟着从东京搬家到福冈。她说,“我的人生就是不断搬家的人生”,但她并没什么怨言:“要不是我丈夫,我也不会这么衣食无忧的”。
借着谈论福原爱的事,我问她,“日本女性在育儿和家务方面,是不是有点不平等?好像‘带孩子’和家务活都是妈妈单方面的责任,好多女性因为有年幼的孩子‘拖累’,都不敢去竞争‘管理职’,还有‘不能对其委以重任,她们生完孩子就会辞职的’这种刻板印象?”
她带着一点辩解的语气说,“过去尤其是上个世纪,的确是‘男尊女卑’的,但现在女性地位已经上升了不少,好多人还成为管理职和政治家,你看东京都的知事小池桑就是位很赞的女性啊。而且,现在的年轻一代,结婚和生育都很自由的”。
山田夫人提到了政治人物,让我想起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表明参选意愿的当天深夜,岸田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片。图中,他坐在餐桌前,妻子裕子戴着口罩、系着围裙,侧立一旁,很克制地微笑着。首相的推文写道:“我妻子特意从老家来到东京,趁我录电视节目的间隙,为我做了好吃的。感恩啊”。

虽然理解这是岸田想要展示一个温馨的“家”的场景,但好歹再多放一张夫妇二人坐在一起共进晚餐的图片啊。通过照片中仅有一副碗筷,我只看到了“一家之主和贤内助”这种典型的昭和时代的画面。
光有“男性育儿假”是不够的
现在已是令和四年了,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相应的制度和观念是否也该重新建构起来呢。就比如当今这个时代,虽然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很难大幅增加,但是孩子的教育和抚养标准在不断提高,除非女性在生育后继续全职工作、维持“双薪”家庭结构,否则很难过上理想中的优渥生活。我在日语学校的很多女老师就是选择把孩子“伺候出来”后,重入职场以“补贴家用”。
其实,日本政府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在育儿和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差距,迄今为止是最大的,负担都集中在女性身上,“家务、育儿一肩挑”,是日本少子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女性生育后持续工作的一个障碍。为此,“男性育儿假”成为改变此情况的契机,在政府的主导下,隆重推出并寄予厚望。
修订版的《育儿和介护休业法》从今年4月起已经生效并开始试点了,其宗旨是鼓励男性休育儿假。现在,试点的公司有义务向即将生孩子的员工讲解有关产假制度的细节,并确认其休产假的意向。从10月起,将为父亲设立专门的育婴假,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最多可使用4周。2023年4月起,雇员超过1000人的公司,将有义务公开男性雇员休育婴假的比例信息。
原则上,在小孩满1岁前,男女都可以休产假。然而,与女性的休假率超过80%相比,男性只有不到13%选择休假。这与政府设定的2025年30%的目标相比,差距还大得很。而且,仅仅是男性休假率提高是不够的,如果只是空有形式的休假,那么产妇妈妈们的负担可能更大。最重要的是使男性真正承担起日常的育儿工作。
在男女共同参与育儿方面,北欧国家做出了榜样。这些国家的小学,就安排了育儿和性教育课程,相当于公民课的一种。而且,这些课程并不流于表面,不是做做样子,小学生们是要以玩偶模型当作婴儿,在课堂上练习如何换尿布、给婴儿洗澡等操作。他们不光从小在学校学习育儿常识,还自幼就被灌输“养育孩子是父母共同责任”的思想和观念,因此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个理想的“顾家男人”和“奶爸”。
虽说日本的当地政府和公民馆也会给新手父母们开设婴儿照护的课程,但我不觉得在小孩眼看就要出生前紧急地学一学就能做得很好,关键还是从小做起,在平时积蓄经验和精神准备。
为什么日本人垃圾分类做得那么好?不乱丢垃圾的意识那么强?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比如喝完牛奶就剪开纸盒子、洗刷晾晒干净、叠起来放在一块,发泡托盘、塑料瓶也是在丢之前先冲洗一下,瓶盖攒好,统一丢到回收的地方,等等,做起来非常自然,不会觉得有负担。所以,就像培养孩子们垃圾分类意识那样,在幼时为他们种下“平等育儿”的种子,在成家养娃时大概率地就能收获“男子也要参与育儿”的果实。有这种想法的男性多了,就会形成社会的整体氛围和共同观念,而观念和制度则能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
后话
明治、大正时期的“户主”制度,与“女人的天职就是打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舆论环境结合在一起,在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型、扎根,作为结构性因素长久地固定下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新冠疫情的大背景,迫使职场女性重新思考“该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让我的家庭为工作牺牲这么多值得吗?”这类沉重的伪命题。
100多年前,明治时代初期,日本政府认识到“要让日本强大,必须有国之栋梁,而为国家培养栋梁,就必须先培养出优秀的母亲。母亲的见识,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于是打出了“女性力量改变日本”的旗号,派出了第一批女子留学生。其中最小的津田梅子还不到7岁,后来成长为日本女子教育先驱,将被印在2024年发行的新版5000日元纸币上。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当她留学回国后,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摆在面前的道路似乎只有结婚这一条。
“打造一个女性闪耀的社会!”这是当年安倍内阁为了弥补日本劳动力不足、鼓励更多女性加入职场而喊出的口号,如今的岸田首相倒是不怎么提了。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不能既要女性照顾家庭,又要女性都走出来工作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无论是“栋梁的母亲”,还是“女性闪耀”,都逃不开一丝“工具人”的性质。
诚如山田夫人的判断,现在的日本女性地位比上世纪已经提升了不少,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比过去也有所进步,但要说问题已“彻底改观”还言之太早。
在少子化问题被首次提出的1992年,《国民生活白皮书》已经指出了男性承担家务和育儿,以及缩短工作时间的重要性。如今30年过去了,2021年出生的婴儿数量约84万,达到了历史最低点。难道这还不足以直面问题的根源并作出改变吗?■
图文编辑:周骆佳
责任编辑:王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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