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管清友：应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消亡与当前国际冲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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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摩擦、俄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使得“逆全球化”成为关注的重点。历史上大国间的博弈往往对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当今全球化正处于何种阶段？逆全球化是否会成为现实？面对当前局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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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当前局势来看，我们该意识到全球化的逆转是无解的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柏林墙倒塌，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我们该意识到，这一轮所谓的全球化确实是结束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全球化的高速列车，我们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一个结果。这个观点在布林肯在五月发表的对华态度讲话中也有提到。换句话说这轮所谓的“全球化逆转”是无解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全球化逆转”的无解是对我们而言的。而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讲，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全球化会逆转。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是“全球化”的。布林肯那次的讲话可以说比我们预想的调门要低，但这才是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话。他的话说得很轻，但是很有力。他提到的“我们要重建一套体系”这一点，可以说是完成了特朗普总统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尤其是拜登在前一阵对日韩包括亚太经济框架的构建、和对欧洲盟友的重新联合，以及俄乌冲突本身也让西方重新团结，让北约重新复活。

我们原来担心的产业链脱钩问题现在确实是在发生，当然也是阴差阳错加之疫情原因，使得如今的西方更团结了。那么我们能否通过启动国内大循环，就是所谓“内循环”来应对这种局面呢？这很难做到，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没有人能够离开整个西方市场，苏联当年就没能成功。

二、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源于利益、制度与价值观的分歧

我念博士的时候，看了一篇文章，就是分析美国行为的根源。我的博士专业方向是IPE，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读过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些文章。之所以研究美国行为的根源，或者之所以关注这个议题，是因为当年乔治·凯南写过《苏联行为的根源》，当时他是美国驻苏联的代办，虽然不是一把手、二把手，但是他对于苏联非常熟悉，可以说是非常深入地描述了他对于体制政权文化的理解。我没有在美国留过学，对于美国没有那么深的理解。但是通过我自己的学习和观察，我认为美国行为的根源至少有以下三个维度：利益、制度和价值观。

第一层是利益。利益是谁都绕不开的话题，国家利益制度是指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确立了新的全球体系，无论是经济上的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复兴开发银行，还是金融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全球石油贸易体系，其本质都是通过结盟加上确立体系来实现对于世界的有效治理。

第二层是制度。用我们的话来说美国是所谓“霸权”，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句话，霸权也不是谁想“霸”就可以“霸”的，不信我们可以试试，你有没有像这样有效的结盟、有效的体系建设，以及能不能发动大家掏钱。当盟主是要掏钱的，需要消耗很大的经济成本。以前我们不理解美国为什么事都要管，为什么非要充当“世界警察”，后来慢慢才知道世界的事还真需要有人管。当然这个“管”确实也不都是公允的，也掺杂着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事如果真没人管，那就会出问题，而且有些事也确实不是一般人能管得了。

第三层是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是指来自于宗教的那种深刻价值观。今天可能很多人对于价值观的理解比我们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是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但价值观非常重要。我个人触动比较深的体会就是去耶路撒冷，我看到一个犹太人穿着传统的犹太服装在墙根旁的小桌子上翻着《旧约》，一边翻书一边泪流满面，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们那种旁若无人的心境，一边在读《圣经》，一边泪流满面。我当时真的很受震撼，这种震撼不在于说我对宗教有多高的信仰，而在于说我看到了宗教的力量。当然价值观其实是非物质化的、形而上的东西，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精神带来的使命感。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拜登是很厉害的，重新团结了欧洲，把西方的盟友整合在了一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他更多的是强调说美国现在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来自内部的分裂分歧、贫富差距、贫富分化，并且这种趋势是不可遏制的。外部的挑战解决得非常好，内部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挑战。

三、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该如何走下去，仍需要打个问号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到底怎么走，这是个宏大的问题。我虽然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但是我也多次提过我不太喜欢宏大叙事，因为宏大叙事往往忽忽略个体。但是如果拉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我们又必须要去看到这个宏大趋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实际上是在世界发生重大变动的背景之下，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本身就是世界上的重大事件。

我们在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会从几个维度展开。首先是300年的变局，300年的变局是工业革命以后“西风压倒东风”的变局在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存疑，有很多文章讨论现在是不是“东升西降”。从我们中国人自身历程来讲，我们不只是面临工业革命，因为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先是被迫打开国门，然后是开眼看世界，接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然后是说走君主立宪之路，接着发现君主立宪之路走不通，之后还有共和之路和革命之路。

但是我们发现如今我们仍然是在探讨通过共和之路去实现我们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这个问题与我们近几年中央层面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是可以交叉来看的。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到底怎么走，不但是要保证不中断，而且要延续，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径来。

关于现代化的路径我们到底怎么走，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早就有了很多探讨，但我认为现在我们对五四以来的很多探讨的理解是偏颇的，至少我们获取的信息是偏颇的，因为只有一个角度。这些问题早在150年前那些志士仁人都已经探讨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各种各样的主义。胡适先生说过要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后来李大钊先生说需要先确立主义，再谈问题。这是非常深邃的、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财富的传承、我们资产的管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国家民族的一份沉甸甸责任心，所以需要我们去深度地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的共和之路怎么走、现代化之路怎么走，我们必须要给自己问几个问号。为什么？假定中美在竞争中出现代理人之间的战争，那么现代化之路是不是会发生变化？甚至说现代化之路是不是会走向终结？这都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是提出问题。

如果从现代化之路这个角度来讲，你会发现亚洲国家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其实是走出了不同的路径，日本走出了他自己的路径。在我读博时期我曾经一度迷恋关于日本的研究，包括戴季陶写的《日本论》、周作人写的很多关于日本的文章、本尼迪科特的《菊与刀》、中曾根康弘的《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日本经济史》等，可以发现日本其实走了一条脱亚入欧之路，他在经历了战败后重新崛起，然后又经历了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接着就是所谓的经济战败。同属东亚的韩国走出了另外的路径，韩国实现民主化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认为如果单纯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朴正熙总统是把韩国从一个不可救药的“学渣”变成了一个“学霸”，确实还是很厉害的，具体细节先按下不表。

我们台湾地区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现代化路径，越南现在正在朝着现代化的路径在走，越南在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也是非常受益的，经济和政治现在是双轨并行往前走，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现代化之路我认为需要从我们自己这条线和从我们亚洲近邻最近150年以来的这条线出发去思考这个问题。

四、在全球化终结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今天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我自己最近也在翻看一些历史，我发现春秋初期齐桓公首先称霸春秋，然后得到了管仲的辅佐。我们现在的很多思路就是当时齐国的思路，比如说“尊王攘夷”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管仲所用的一套盐铁专卖，首先是国家掌握核心的经济要素，同时搞活商业，搞活经济、专业化、贸易战等等这一套思路，其实是建立了一个经济帝国。后来齐国衰落了，到战国时期秦国统一六国，为什么？商鞅变法及其之后的继承者就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军事帝国。我们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给我们一个很宿命的结论：就是如果大家无法互相毁灭时，军事实力还是丛林法则。

那么就要问一个根本性问题：体系的竞争关键是什么？美苏之间的竞争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想有以下几点，无论体系竞争激烈还是不激烈，或者说无论体系是否竞争，对人性的尊敬，对自由的保护，对产权的保护，不管你处于哪个体系，哪一套现代化的路径，这都是不但要做到，而且要做的足够好的。

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如果在未来，我们无法摆脱产业链脱钩时，那么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地位恐怕是个打工人，俄罗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个土豪，他家里有矿再不济还可以卖油、卖气、卖有色金属、卖粮食，我们有什么可卖的呢？我们没什么可卖，我们只能卖劳动力，我们在卖劳动力的过程中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实现自己产业升级。但是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快。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在过去全球化最繁荣、中国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候，我们是否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和西方国家在主要的核心领域，就是说能够卡住我们的脖子的领域，或者说我们做不出来东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我认为是拉大了。就像前两天有经济学家说，自从过去300年工业革命以来，很多理论以及很多基础学科的贡献确实是来自西方，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并且认识到差距所在，这样才能有紧迫感，所谓“不须扬鞭自奋蹄”。

假定我们处于一种最坏的情景，产业链脱钩了，我们面临的蛋糕越来越小了，我们的内循环启动也很困难，那么对于社会大众来讲，必然是工作岗位的减少，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内卷，甚至出现底层的相互伤害。而且可以这样说，社会大众会更加处于“信息茧房”之中，在大数据算法之下这种情况会愈演愈烈。■

图文编辑：周骆佳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