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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现行的疫情防控策略依然是“动态清零”“外防输入”,从中国各地施行封控防结合的城市运转状态看,正常的城市流动频率降低,物流运输受阻,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表现更为严重。大量应该治疗的病人被耽误了接诊,大量的独居老人问医拿药苦不堪言,除了管理失据,还暴露出由来已久的医护巨大缺口。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文章来源于“毛大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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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现行的疫情防控策略依然是“动态清零”“外防输入”,从中国各地施行封控防结合的城市运转状态看,正常的城市流动频率降低,物流运输受阻,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表现更为严重。
舆论在“动态清零”还是“群体免疫”的选择上争议不断,两种观点在落地策略上是对立的,但二者的初衷却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做好疫情防控。
坚持“动态清零”防疫策略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一旦尝试放开管控,万一出现感染患者激增的情况,以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和医护体系体量而言,可能导致医疗资源挤兑,从而导致城市治理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失控。
而选择“动态清零”就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部分病人耽误了接诊,大量的独居老人问医拿药被延误。
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但是,残酷的现实也告诉我们,大量应该治疗的病人被耽误了接诊,大量的独居老人问医拿药苦不堪言。一边不惜一切防挤兑,一边正常医护也无从保证。除了管理失据,还暴露出由来已久的医护巨大缺口。
医疗资源的中美欧日对比:
中国不缺钱,缺的是人
中国的社会医疗体系依然存在巨大的缺口。
一些呼吁放开疫情管控的声音中,强调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对待疫情的态度已经逐渐开放,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医疗资源上的巨大差距。
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很多行业都实现了飞速发展,但在医疗资源方面,基于中国人口体量的原因,将医疗资源分摊下去,每个人可能获得的医疗及护理资源依然非常有限。
在医疗资源总量上,截至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共有3.7万家医院,97.7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3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从总量上看,中国大陆地区的医疗资源还算充足,各种级别的医疗机构总量过百万,但是,需要考虑的是,新冠感染者、尤其是确诊症状明显的感染者,更大可能都会选择设施齐备、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医院,而非社区卫生所,因此,真正能在出现感染者激增的情况下起到关键作用的,仍是那3.7万家医院。故此,中国大陆地区每十万人对应的医院数量为2.62家。(未统计中国各级医院的承载量区别)
我找到了2018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对标数据,美国是1.88个,英国1.89个,日本6.62个,德国2.35个,加拿大1.95个,丹麦1.53个,澳大利亚5.45个。
在床位数上,截至2021年,中国卫生机构共有957万张床位,平均每千人对应床位6.77张。
发达国家在2017年至2018年的对应数据是:美国2.82张,英国2.54张,日本12.23张,德国8张,加拿大2.5张,丹麦2.49张,澳大利亚3.84张。
可以看出,在医院和床位数量上,中国并没有落于下风。
有了医院,也有了床位,这些都是硬件,中国经济的崛起,让硬件设施水平达到甚至超出了某些发达国家,但是,所有的硬件都需要由人来操作与应用。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医护人员储备情况。
在中国,每千人对应的执业(助理)医生数为2.59个,每千人对应的注册护士数为2.94个;
在“医生数、护士数/千人”这个数据上,美国是2.61、11.74,英国是2.85、7.8,日本是2.43、11.34,德国是4.25、12.93,加拿大是2.69、9.95,丹麦是4、9.95,澳大利亚是3.68、11.68。(注:2017年前后数据)
从这项数据上就能看出差别和问题所在了!
中国的执业医生水平并不逊于发达国家,但在护理人员的储备上,存在着巨大的缺口!
以上引用到的发达国家,在人均护士数量上,都数倍于中国,这也是它们可以更加从容地尝试放开疫情管控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
推演二十年后的中国养护缺口
缺口数据的背后,当然就是一个中国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人口老龄化。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联合国中等变量预计,2025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40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以最新的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预测趋势,到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14%,到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0%,正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届时,在中国,每5人中就有1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却在持续减少。
2020年,中国45岁至64岁的人口总量接近4.1亿,20年后,这4.1亿中老年人口将全部进入65岁以上。
2020年,中国20岁至4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量为4.83亿,0岁至19岁人口总量为3.26亿。
也就是说,在2020年,中国的有效劳动力人口总量接近9亿,而需要赡养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为1.91亿。
到20年后,中国的有效劳动力人口总计降至8.09亿,而需要赡养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可能超过4亿。
借由这些人口数据,我们看到的是隐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之后的严重医护缺口。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社会防控体系将变得愈加脆弱,一旦再次发生重大疫情灾害,社会将面临失控。
建议迅速搭建社会护理体系的三层架构:
志愿者、互助文化、时间银行
未雨绸缪,在当下的时点,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形势紧迫的当下,中国社会更应当借此契机,迅速高效地搭建更加广大的社会医护体系。
首先,中国应当制定一套针对中国问题的社会护理制度,比如对广大社会群众推广医疗护理专业培训,在关键时刻,这些拥有一定专业医护知识的人员可以迅速转型成有专业护理人员。
同时,中国应尽力以多种渠道和手段扩充医疗护理志愿者队伍。
其次,未来的老龄化中国应当形成一种互助、互惠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一些老龄化密度较高的社区,可以尝试推动“轻老护理深老”的看护体系,即由依然有较强劳动能力及基础陪护知识的轻度老龄人口负责看护、照理深度老龄人口。
这种看护体系的形成,不应是某一单独社区的个案,而更应由政府、机构推动,最好是以搭建平台组织的形式完成。
第三,中国应尽快推广时间银行的运行模式。
1980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卡恩创立了时间银行模式:劳动不分贵贱,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是平等的。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
时间银行的运作把用户分为两类,出租自己时间的人和租赁别人时间的人。出租自己时间的人根据系统提示,将相应的信息进行回复,等待系统寻找租赁用户时间的客户,寻找到后帮助用户与租客之间联系,协助双方完成交易。
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发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作为市政府一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将于2022年6月1日起实施。该方案提出,经培训后,年满18周岁、身心健康的本市常住居民都可成为志愿者,并在“时间银行”建立个人账户,每服务1个小时可获得1个时间币并存入账户。“时间币”可用于兑换相关养老服务,积攒1万个还可以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作为首都城市,北京的做法具有强示范效应,在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城市治理者认识到时间银行对于老龄化社会治理的重要辅助意义,并以最大力度向全民范围内推广。
写在最后
即便今天我们依然深陷疫情的困扰,但我相信,随着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在“清零”与“共存”之间,总会找到一个契合点,让中国社会重新回归常态秩序。
疫情总会结束,与眼前的麻烦相比,一套行之有效、即插即用的社会养老体系的搭建与完善,才是中国社会更加重要的课题,值得所有城市治理者和政府决策者以更广域的大局观进行全盘考量与推动,为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社会搭建更健康的基本盘。■
图文编辑:丁一洺
责任编辑:王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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