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正确认识和把握碳高峰与碳中和

2021年12月16日,泰汉在浙江温州的550兆瓦鱼光互补发电项目成功并入国网。徐宇摄/本刊
➤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能源消费仅为438公斤标准煤,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能源消费仍需大幅增加。
➤对于高耗能企业,要给方向。一是规定总碳配额。如果配额不够,他们需要去碳市场购买;二是鼓励高耗能企业自建或合作建设新能源及其消耗新能源的局域网。自发使用
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杨卫民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会议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但努力完成是不可能的。
协调2035年和2050年现代化目标与2030年和2060年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需要思想准备、制度准备、政策准备、技术准备,以应对新挑战和新风险。
协调碳减排、发展与人民生活
碳峰 碳中和是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而不是制约发展。我国提出的目标不仅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总目标,还有碳强度目标,即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 碳强度是将经济总量与碳总量挂钩的目标。要抑制碳排放增长速度,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碳总量约束过强,经济增速下降,虽然有利于实现低峰值碳总量目标,但可能会影响碳强度目标的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不是能源消耗达峰,更不用说电力消耗达峰了。减碳必须以不影响人民生活为基础。 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能源消费仅为438公斤标准煤,处于较低水平。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必须大幅度增加国内能源消费。与已达到碳峰值的国家相比,我国存在三个不同的国情:一是我国城市化尚未达到顶峰;二是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仍有约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第三,我国冬季取暖用煤比例较高,南方取暖需求比较旺盛。这三个特点将大大增加人们生活的能源消耗。当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应主要依靠新能源,鼓励社会各界大力增加新能源的供给和消费。
实现能耗“双控”
向碳“双控”转型
2021年部分地区出现一段时间的停电,并非“双碳”工作造成的。碳总量和碳强度没有具体的控制指标。部分地区通过停电,实现当地能源消费“双控”指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能源消费的“双控”并不意味着“双碳”。
控制能量总量有合理的一面。我国能源总量的主体是化石能源。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将间接控制碳排放总量。但不合理的是,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核算方法是将消耗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按照与火电相同的换算系数折算成标准煤计入能源消费总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恰恰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控制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不利于实现“双碳”目标。因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材料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一决定及时而重要,为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新能源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非常重要。在没有碳强度指标的情况下,如果控制了能源消耗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间接控制了碳强度。早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就建立了能源强度降低约束性指标。当时还没有碳峰值和碳中和的概念,而是通过控制能源消费强度,起到间接控制碳强度的作用。 . “十一五”以来,我国碳强度大幅下降,主要是依靠能源消费强度的制约。
与“双碳”相比,能源消费“双控”是一种过渡性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从能源消费“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这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制度。能耗总量“双控”制度更加合理、科学。
推动煤炭与新能源优化组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以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为基础。要确立以煤炭为主体的基本国情,搞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新能源消费能力,促进煤炭与新能源优化结合。这是一条实事求是、立足国情的减碳之路。把握碳减排与发展、碳减排与安全、碳减排与资源禀赋,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2020年,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将较高,煤电在发电量中的比重较高,煤电供热机组比重较高,调峰能力较弱。因此,减碳必须降低煤炭消耗,降低煤电在能源领域的比重。
在电力需求总量仍在快速增长的时代,减少煤电需要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尤其是风电和光伏发电。然而,峰光光电虽然不排放碳,但它的波动性大、间歇性强、不稳定。一年365天8760小时,风力光伏发电小时共计约4000小时,其余4000小时,需配合其他稳压电源保证供电。水电本身受季节因素影响。核电、天然气发电、抽水蓄能等也难以作为稳压电源。虽然储能可以发挥灵活的调控作用,但我国储能产业仍处于商业化和规模化阶段。在发展初期,承担保障供电的重任是不够的。
因此,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煤电仍可能是主要的调节电源。提高吸收新能源的能力,要加快煤电柔性改造,实现煤电转电和调电电源。因此,现阶段不能“谈煤电变色”,不能简单提高煤电贷款和发债门槛,更不能“一刀切”停止放贷。相反,绿色金融、碳减排货币政策等金融工具应大力支持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和灵活转型,支持新能源消费,从而间接支持风电和光伏发电的供给。 .
推动高消耗、高碳能源产业
向高消耗、低碳能源产业转型
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左右。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部分产品单耗较高,二是高耗能行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较高。
单位产品能耗较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逐步解决,但对降低单位GDP能耗的效果有限。原因是我国部分产品的单耗水平已经处于国际先进行列,比如发电用煤量。我国单位GDP能耗较高,主要是降低高耗能行业比重。这是降低单位GDP能耗的主要方向。
2018年,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8.8%,其中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耗能行业占我国GDP的13%。到2035年,我国经济总量将比2020年翻一番,但高耗能产业不能再翻番。有必要研究哪些行业可以用来填补高耗能行业无法翻倍的空白。
同时,要区分高能耗和高碳排放。要实现碳峰值碳中和,限制是碳,而不是能源。需要限制的是消耗高碳能源的行业,不应限制消耗高碳能源和低碳能源的行业。电解铝是高耗能行业,未来会有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在不增加或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情况下,使电解铝吸收更多的新能源。
对于高耗能企业,要让路,而不是简单的限产或关停。一是未来可以规定总碳配额。如果配额不够,需要去碳市场购买;二是鼓励高耗能企业自建或合作建设新能源及其新耗能局域网,自发利用。因此,在大力支持新能源发展的同时,还要支持以新能源为主的局域网,推动高耗能、高碳能产业向高耗能低产业转变。碳能源。
我国经济的韧性在于其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在碳中和时代,要保持较强的经济韧性,还需要保持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其中必然包括高能耗。现在高能耗意味着高碳排放;未来,高能耗并不一定意味着高碳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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