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丨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战略与全球展望

编者注

2021年12月30日，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召开“碳峰值与碳中和中国战略与全球展望”旗舰研究交流项目启动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向万、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家华社科院、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高世基等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以下是主旨发言人的观点摘录。

图片来源/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在“双碳”目标初期，要做好打好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刘世锦表示，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在起步阶段做好打好基础、长远受益。

一是逐步实现双碳目标，将全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带来产业结构重大调整、重大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配套体制变革和创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化。

第二，实现“双碳”目标对我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已超过7吨，高于全球人均水平和部分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碳峰值前增速不会超过10%。我们制定的发展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约为3万至4万美元。也就是说，在人均碳排放量基本不增不减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将从1万美元增加到3万到4万美元，这在发达经济体中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走发达国家高碳、高增长的自然高峰，走低碳、低增长的道路也不可能了。我们只能走低碳或零碳更高增长的道路，争取实现减碳与增长的双赢。

第三，我国绿色转型有五个优势。第一，与收入水平在3万至4万美元以上的发达经济体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相比，我国已经开始在1万美元的水平上转型，传统时期形成的资本搁置和减值成本。工业化时期相对较低。二是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5%至6%的增速。大的市场规模和强劲的增长更有利于商业模式的形成，推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第三，我国在绿色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很大。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明显不同。在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等处于平行或领先地位的领域，可以趁机变道。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第四，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也有一定优势，可以与绿色发展相互支撑。五是我国各级政府组织协调执行能力强，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提供政策支持。

四是实现“双碳”需要“三个不可能”。一是减碳不能“一一”。相反，我们应该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坚持碳减排、污染减排、绿色化、增长四位一体，协调推进。二是减碳不能是“运动”，不能一蹴而就。要“先开始，后中断”。三是碳减排目标不能错位，行政手段要慎用，多用经济和市场手段。

五是近期实现“双碳”目标，要努力实现三个政策目标。一是尽快实现从能源消费“双控”（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向碳排放“双控”（碳减排总量和强度）转变。二是高碳产业不奉行“一刀切”政策，实行“开放、稳定、限制”相结合的差异化政策。三是加快制定受影响地区风险防控和产业就业结构调整规划和政策部署。

六是中长期来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是推动技术和制度两项创新。从根本上说，“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绿色技术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的“技术变革”。绿色技术应实现三个目标。一是高科技含量和生产力。第二个是减少或零排放。三是与传统行业相比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制度创新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建立账户，包括碳账户、生态账户、绿色问责账户，做好核算工作，处理好这一过程中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验的关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向万：

“双碳”目标将引领我国分步适时实施低碳转型

杜向万认为，“双碳”目标意义重大，将引领我国分步适时实施低碳转型，促进污染减排协同，使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由量变到质变，实现高质量发展。

碳峰值是经济发展与碳增长脱钩的拐点。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典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拐点正在见顶，而见顶是进步的标志。此外，高碳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相当，但前者的人均碳排放量始终保持在美国的一半左右。

我国“30·60”目标不仅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基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阶段的原则，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我国从自身发展出发，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只比发达国家晚10年。这并不容易。由于人口密度高、单位GDP能耗高、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高、非发电用煤比例高，我国碳数据较高。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进步的需要。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对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有新的认识。 “富煤、缺油、少气”并不能准确描述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除了化石能源，我国还有丰富的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资源，包括生物质能、水电、地热、余热和余热供暖。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要做好多能互补、源网结合、负荷储能，逐步构建新的电力系统，使能源系统安全、高效、经济、低耗。 -碳。

“双碳”目标的实现既困难重重，也面临重大机遇。发达国家从碳峰值到碳中和，短则45年，长则70年。我们国家只有30年。碳达峰后，只有采取更密集的减排措施才能实现碳中和。我国面临重工业、煤炭能源、效率低、经济发展惯性几十年依赖高碳发展道路等困难。实现碳中和需要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其中可控核聚变一旦成功，将对国家乃至全球能源转型的战略和路径带来颠覆性和创新性的推动。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科学的转化过程。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既要把握节奏，积极稳妥，既要防止“一刀切”和简单化，又要防止无效转型造成落后和落后。无效投资。碳高峰同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峰。是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碳强度逐步下降达到的峰值。不是峰，更不是峰，而是以碳中和为目标的峰。碳中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就是创造一条成本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道路。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同步。里程碑。 “双碳”目标是全面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现。这是基于我国国情的目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觉醒。这事关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需要深入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资金支持和企业参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

基于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能源助力

谢和平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仍然需要化石能源。节能驱动现代化进程，能源消费脱钩是支撑能源高峰和碳减排的核心因素。基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能源援助。当前，我国短期内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压力较大，经济高度依赖煤炭、石油等能源，能源安全面临压力，创新探索低碳，零碳、负碳技术不强。

在碳中和目标下，我国能源发展有四种路径。一是大力发展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增量。二是优化发展新能源，优化电力结构，发展“风电+光伏+储能”技术。三是大力发展洁净煤开发利用，发展“洁净煤发电+CCUS”技术。四是以少碳、零碳能源为原则，开发创新颠覆性技术。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可分为“补充”、“替代”和“主体”三个阶段。补充阶段，新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接近30%，至少需要10年时间；占近50%的更替阶段至少需要20年；主要阶段的比例将增加到80%左右，这至少需要10年时间。三个阶段煤炭需求分别为45亿至35亿吨、35亿至25亿吨、25亿至15亿吨。实现“双碳”目标后，我国仍需煤炭发挥其在电力调峰、还原剂、保障油气供应安全等方面的作用。估计需求量为1.2至15亿吨。根据以上对碳中和各阶段煤炭需求总量的分析，2035年后要全面实现科学煤炭产能，彻底淘汰落后产能。

“片面脱碳”凸显煤炭供应能力不足。一些地方和行业“减碳”强行推进能源消费“双控”，不切实际地过快退出煤炭生产，过早减少煤炭消费，出台一些极端政策，煤炭供应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显。先进的。出现。 2021年以来，我国国内煤炭供不应求，煤炭产量下降，煤价持续创新高，多地设置停电。欧美能源结构的稳定也遇到了挑战。动力煤价格成倍上涨，天然气价格创历史新高，电价飙升。

在碳中和目标下，煤炭行业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煤炭消费减少，制约了煤炭工业的发展空间。其次，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需要煤炭供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三是零碳排放要求颠覆现有煤炭利用方式，采用新的零碳/负煤炭利用方式。与此同时，煤炭行业也面临三大机遇。一是回归煤炭优质发展机遇。二是实现颠覆性创新机遇，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三是与新能源联动发展机遇，抢占新能源优势地位。

面向未来，煤炭行业的发展路径如下。在战略方向上，要满足碳峰值和碳中和不同阶段对优质煤炭供应的需求，全力支持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体系建设。在重点任务方面，要完成“六项任务”，即加大力度勘探符合煤炭科学产能要求的煤炭资源；建设国家煤炭科学产能支撑基地；推进煤炭柔性科学生产能力建设；研究制定科学的能源安全战略产能储备；加快产能支撑科技攻关；构建符合碳中和要求的多能源互补的煤矿清洁能源体系。在科技需求方面，要在四个关键方向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增加科学生产资源、提高现有科学产能的产出率、探索深度科学产能挖掘、开发独特的碳中和技术。煤炭行业。

实现碳中和需要开发新的碳中和原理和技术，而不是简单地去除化石能源。重视发展低碳技术、碳利用技术和无碳技术，实现碳减排、碳捕集、碳利用、无碳能源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潘家华：

碳中和既需要科技革命，也需要社会软技术变革

潘家华指出，碳中和是经济社会文明的变革，既需要颠覆性的科技革命，也需要社会软技术变革。

温室效应的概念是在200年前提出的。 40年前我们就对全球变暖有了科学认识，30年前减少碳排放被列入联合国正式议程。碳中和实际上是指在某个时间点人为排放和人为清除二氧化碳之间的平衡。它不是将大气中的碳存量归零和减少，而是将增量归零，即接近零排放。 .

目前，减排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不可能一步到位。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技术为王，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实现能源生产、供应和消费零碳。改进的技术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包括锅炉燃煤能源效率、汽车燃料效率和建筑能源效率。比如煤电，从亚临界、超临界到超超临界，通过技术改进，碳排放量从450克/千瓦时下降到270克/千瓦时。但是，只要用煤发电，无论能源效率如何提高，也只能是不断减少碳排放，很难实现零碳。实现自给自足的零碳经济，需要依靠颠覆性技术发展风、光、水、碳中和的生物质能源，逐步摆脱化石能源。随着颠覆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化石能源的彻底退出将是必然趋势。

除了生产端，消费端的能源也可能发生技术变革。比如在交通领域，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行驶里程超过500公里，百公里电耗控制在12度以内。如果汽车百公里只消耗12度的电，这对消费者来说将是巨大的。市场的诱惑也将对燃油车生产线产生巨大影响。碳汇是另一种减少碳的方式。然而，目前化石能源的燃烧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100亿吨，而每年可人工捕获的碳量仅数百万吨。两者的数量级并不相同。因此，关键是要使化石能源的使用为零。

以碳中和为主导的变革是整个社会文明全面转型的动力源泉和标志。除了颠覆性技术外，还必须进行制度和社会软技术变革以减少总需求。工业文明时代强调生产消费、规模经营、高资本经营。所有化石能源，无论是煤、石油还是天然气，都在某个时间点被开采、转化和重新分配。整个过程必须是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操作。

在碳中和时代，碳资产的拥有和使用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在共享经济时代，人们不必拥有汽车。但求你所用，而不是一切。这是以碳中和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新范式，也是新时代生活方式转变的方向。 “万物有其生命，各有其修为。” “和谐”是我们的价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碳中和的内在动力和生态逻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基：

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峰值和碳中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高世希结合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绿色低碳发展3060”项目阶段性成果，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推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几点思考理事会。

碳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减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新阶段。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峰碳中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由于发展阶段决定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全球份额高，人均排放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低碳发展成效显着。由于采取积极措施，过去15年（2005-2020年）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00亿吨（与不采取行动相比），年均减排4%至5%。碳强度已经达到。平均每年下降两倍。同时，我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统筹发展和减排，在实现发展目标的同时完成减排任务。要建立低碳发展体系和政策环境，科学规划碳达峰和碳中和实施路径，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绿色低碳发展实现，遵循新的战略要求。能源安全，并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这一目标。 30·60" 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不同情景下的增长和排放进行了分析，给出了推荐情景下的碳峰时间、碳峰峰和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值。未来40年，“30·60”目标的实现可分为四个阶段，即2021年至2030年的碳峰值阶段、2031年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的快速稳定过渡阶段—— 2035 年和 2036-2050 年。 2015年加速减排阶段，2051-2060年碳中和履约阶段。

实现碳峰值和碳中和目标还存在很多困难。一是消除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碳排放持续下降。二是妥善处理能源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从长远来看，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必然趋势。三是我国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存在较大差异。要统筹各地区节能减碳和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制定地方减排规划和部署。四是理顺减碳成本分担机制，从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生产消费体系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消费体系转变。这是系统性的重组。成本传导路径要理顺有效 政策工具的组合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碳减排成本的公平分担。

面对实现“双碳”目标的挑战，一是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提高碳生产率。二是优化能源结构，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三是构建与发展定位相匹配、灵活互补的区域减碳空间格局。四是完善碳减排成本分担机制，营造全社会共同行动的良好氛围。从长远来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早期，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制定标准等行政手段为市场配置资源创造条件。随着配套体系的建立，市场在减排中的作用逐渐凸显。 “十四五”期间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1+N”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着力加快推进减碳体制机制和基础能力建设。

实现碳达峰后，中国碳中和和进一步碳减排的整体优势将凸显——中国具有制度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可以实现向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全面跨越。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致力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国家。将为发展中国家开辟绿色低碳的现代化道路，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Extracted by Zhou Taidong, Hua Ruojun, Zhou Yu, Li Cangshu, Liu Changyu, 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Center, without exper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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